新世纪小说疾病叙事思考——以毕淑敏为中心

学中的疾病叙事有一条疗救的线索贯穿其中，即国民精神文化的疗救——魔幻现实主义展示病态——回归现实层面的人。五四时期的国民精神疗救对国家、民族精神的病态进行深层次的批判，疾病叙事中更多包含民主、政治、人权、国家意志、民族危亡等整体性的内涵，在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下，宣传理性和科学、启蒙国民精神成为疾病叙事的首要任务，社会远大于个人，几乎看不到个人的心理、精神变化，疾病叙事的第二个高峰是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残血、余华、孙甘露等人的小说中涉及大量精神变态者以及人患病之后血腥、残忍的场面，但是先锋作家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新奇的、魔幻的手法来描写患病场景，陈晓明认为：“先锋小说的独特感觉并不仅仅在于攫取那些奇怪的主题或题材，也不只是表现在叙述方式上，最主要的在于接近物象的特殊感觉方式”② ，沉迷于形式的审美性，先锋文学的疾病学士恰恰与五四时期相反，读者先看到个人的痛苦和异化，再看到当时的时代环境中的不合理性，残酷、病态的书写让人感到深入骨髓的阴冷和绝望，因此对现实产生警惕。疾病叙事的第三个高峰是新世纪之后艾滋病、非典等大规模传染病的流行，给已经习惯于在现代科技和物质丰富的温室中按照秩序生活的人们以警醒，一些善于观察、深负责任感地作家关注到那些重大疾病给人带来的创伤，并在疾病的窗口中看到新时代环境中，物质文明发达、社会环境稳定的表面现象之下，深潜人性的阴暗面以及社会文化中的冷漠和新的残忍之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