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对于部分女性作家来说，写作并不是自己的职业，但她们以写作为突破口，以别具一格的才情和热情执着追求文学理想，“百家争鸣”式的壮丽“合唱”和打动人心的实绩，不仅给西藏当代文坛带来了新天地，也为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注入了新血液。
第一章：底层叙事与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小说创作
1.1底层叙事概念界定
“底层”一词最早出现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Gramsic）的《狱中札记》中。文中“Subaltern Classes”一词，翻译成中文可理解为“底层阶级”，是指被排除在欧洲主流社会之外，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被压迫阶级，他们处于社会结构底端。从经济收入上看，收入较平均水平底，生活比较困难；从文化话语权层面看，缺乏或普遍缺乏社会公共话语权。
在中国，“底层”作为社会学概念，约在20世纪末被引起广泛关注。其中，陆学艺编著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就“底层”一词作了系统地阐述。此后，李新根据此书打捞出了关于“底层”概念比较确切的界定：“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划分标准，将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那些很少或者基本不占有这三种资源的群体被划为‘底层’，其来源主要是商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3同时，学者王晓华也从三个方面对“底层”这一特殊社会群体进行了比较全面地界定：“一.政治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途径；二.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三．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
1.2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小说创作脉络
1.2.1新时期前后至上世纪末
毋庸置疑，每个时期出现的社会现象与其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伴随着西藏和平解放，以及自治区政府的成立，结束了以三大领主为支配地位的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翻身农奴当家做主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相继成立，使人民摆脱了风雨飘摇的日子，迎来了改革的春风。新时期后，西藏文艺结束了十年的停泊，终于迎来了文化繁荣的契机。
从创作主体层面看，新观念和新思想、新视野和新机制，以及多元文化的交汇，使教育得到发展，知识文化得到普及，思想观念得到解放，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女性无疑成为了明显的受益者。特别是在受教育权方面，女性和男性一样获得了社会和家庭的重视，受藏族传统文化、汉文化，以及科学知识教育的机会增多，个人通过努力还可获得再学习和再深造的机会。诸如梳理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身世背景时发现，她们大多都生长于建国后，都曾受过高等教育的熏陶和培育。在语言文字运用的功力、艺术审美情操的锻炼、以及价值理念的更新与发展方面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这无疑是间接促成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文学创作繁荣的原因之一。再者，这一阶段逐渐创办了《西藏文学》《西藏文艺》等文学刊物多达20多种，给文学爱好者们提供了创作的园地。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小说犹如一幅彩图，在当代西藏文学承上启下的发展历程中慢慢展开。
第二章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小说中“底层叙事”具体呈现
2.1“底层叙事”中的人物形象
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小说中“底层叙事”基本面貌最明显的呈现，首先在于对广阔的藏地底层社会空间中普通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于宏和胡沛萍教授在《当代藏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一书中，从类型和特征、角色和地位、文化和内涵等多维角度进行考察，阐释了当代藏族小说中人物形象所包含的的历史内容和思想内涵，概括了从藏族传统文学到现当代文学发展脉络中的女性形象，如天使形象、尼姑形象、地母形象等。虽然只涉及了文本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但从横向和纵向交错的角度，全面梳理了由古至今藏族文学历史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典例和群像，这一论述对探析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小说文本中“底层叙事”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经过探析，其人物形象主要有以下几类。
2.1.1底层中“家园的守护者”
这一类形象其实在底层社会中是大量存在的，纵观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的汉语小说，每个文本中至少存在一两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如长篇小说《紫青稞》里的强苏、扎西、阿妈曲宗等；长篇小说《漫漫转经路》里的嫫啦，也就是文中“我”的奶奶；短篇小说《提亲》中的老木匠等。这类人物形象在文中并不出彩，但他们在叙事结构中扮演着“家园守护者”的角色，与其他现代青年和人物形象形成落差，从而提高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张力。所以，有必要对此类人物形象进行简要回顾和总结。
2.2“底层叙事”的语言特征
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是各个民族的共同语言。从划时代的唐代吐蕃王朝统一开始，松赞干布创造文字，活跃文化，逐渐与周边民族互通往来。据可考证的资料记载，早期汉藏双语的萌芽就此衍生。此后，唐朝和吐蕃之间使臣互往、王室联姻的历史事实已成为佳话千古流芳，学习使用汉语的热潮也逐渐兴起。晚晴、民国政府也曾开设学堂办学，使汉语得到普及。西藏和平解放后，各地学校相继创立，人们开始重视汉语学习。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内部与内部、内部与外部的文化交流风起云涌，逐渐频繁，汉藏文化的交流现象更加蓬勃。杨义教授在《文学地理学会通》一书中把这种文化上具有互动、融合和贯通的关系概括为“太极推移”奇观。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西藏自然成了汉藏文化交流的腹地，汉语也自然成了汉藏文化交流的纽带，掌握好汉语成了传播本民族文化和学习外来文化的充分必要条件。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大多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中逐渐成长，主要呈现出母语和汉语两种创作方式，她们驾驭着语言的翅膀，穿行于多样化的文化空间，使文学得到多样化表达。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语言的动物”，而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体现了语言对文学的重要性。语言不仅具有表述的功能，同时，也具有话语的实践和其他功能。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小说“底层叙事”的语言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三章 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小说中的“底层叙事”价值探讨 ............ 39
3.1 “底层叙事”的文学意义 ....................... 39
3.1.1 典型性 .......................... 39
3.1.2 情感立场与文学性的平衡 .......................... 40
结语 ................... 49
第三章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小说中的“底层叙事”价值探讨
3.1“底层叙事”的文学意义
当代西藏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小说的创作历程中，如果说德门·德庆卓嘎和塔热·次仁玉珍起到了“揭幕”的作用，那么，新时期以来的西藏藏族女性作家群体则是扛起冲锋旗帜的大军。她们的加入，为当代西藏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特别在文学艺术领域，为当代西藏文学的艺术表现力增广了条目，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
3.1.1典型性
首先，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以文学面对现实的姿态，开创了当代西藏藏族女性作家创作的新时代，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丰富了当代西藏藏族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当代西藏文学的发展，担负了承前启后的任务。特别在女性文学的主题和题材方面，为当代西藏文学宝库作出了别开生面的贡献。
新时期以来的西藏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小说的“底层叙事”中，刻画了底层空间里众多的普通人物形象。如多情感性的时代女性、独立奋进的追梦青年、保守固执的传统形象、温情善良的农民、以及漂泊无依的游离者等。不难看出，新时期以来的西藏藏族女性作家开始集中大量描写和关注社会底层的普通女性，作家们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典型的社会环境，以及充满斗争的情势中，为塑造人物心理、人物性格的变化提供了背景和空间，突出了所塑造的一系列富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图谱，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对普通女性的描写，不再是藏族传统文学中男性作家笔下的假想形象，而是根植于女性作家真实的性别体验和亲身经历。
结语
显然，从新时期开始，当代西藏文坛因西藏藏族女性作家的加入迎来了豁然开朗的局面，她们既有创作精神上的同一性，也有创作风格与审美旨趣上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特别在作家们集中大量关注和书写底层普通女性的方面开创了体例。吴玉杰和刘巍等学者曾提出了“只有‘本土女性主义’叙事，才算真正实现了女性的底层叙事。”39一说。不难想象，西藏常常是艺术家们心心相念的精神园地，也有大量关于西藏书写的文章，但只有本土、本民族作家才能深入一个民族的灵魂。如央珍所说：“西藏的美与丑准确地说不在那块土地上，而是在生存于那块土地上的人们心灵中。”40就此而言，新时期以来的西藏藏族女性作家们在书写民族的心灵和精神方面就占有了相对的天然优势。
同时期，先锋小说在西藏也掀起了澎湃的文学浪潮，以马原为主的先锋小说笔下，西藏是一个“变异”式的存在，他们刻画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具有一定的玄奥性和神秘性，强调的是西藏历史文化和现实面貌的玄虚一面。而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对现实主义叙事的回归，以贴近现实的文学品格，对西藏书写中的神秘化和符号进行了修正和祛魅。同时，新时期以来西藏藏族女性作家汉语小说的“底层的叙事”中，作家们拒绝媚俗卖惨，拒绝单纯和偏激，是一种平视和理性的姿态，打破了主动与被动、主体和边缘的对立书写局限，弥补了因审美距离而产生的审美错位。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