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造句，行文过于口语化，还存在显而易见的语法错误。有些作者只顾发牢骚不注重用词的恰当性，导致小品文语词使用太过随意、不规范，鄙俗的骂人语时而混入文中，使小品文的内涵与审美性大打折扣。例如，《小广州》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文在否定男子穿恤衫的合理性时，并未采用婉讽的方式，而是直接用粗鄙的语言称之为“着恤衫行街的贱种”2；《讨生张飞》一文本是想反驳署名为“生张飞”的小品作者的观点，作者却在文中反复用“呸，生张飞这个臭东西”“我话你是天字第一号贱种” 1一类“骂街”式的话语。与林语堂推从的谑而不虐的艺术手法相比，这类小品文采用的是相反的“谑而近虐”方式；而与鲁迅等人擅长的寓批判于犀利笔法相比，它又充斥着民间话语中简单粗暴的一面。另外，小品文作为一种散文，也应该具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但部分广州报纸小品文作者并不讲究构思技巧，内容零散之外，还有些相互之间关联不大的故事与句子被硬凑成一文，文章主题被淡化，缺乏整体性、连贯性，有时偏于流水账式的记录。这些在平民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导致当时的广州小品文很少有作品能流传后世、成为经典。可见小品文虽然篇幅短小、形式较为自由，但要写好却并非易事，它同样需要创作者具备较好的文化基础和创作能力。因而，文学创作修养薄弱是平民文学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克服的难题。
结语
1898年朱通儒创办的《嬉笑报》开启广州报纸诙谐文学之门，影响了后来广州小品文的风格走向。民国初年，广州小品文在经历了与小说、剧本、粤讴等共同组成报纸副刊的阶段后，于1920年代脱颖而出，开启了独自承担一个版面的时代。在各报发扬平民化办报传统以及编辑、读者、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广州小品文凭借“平民化”优势在30年代发展至高潮。从时间层面来看，相较于1897年创刊于上海的第一份消闲报纸《游戏报》以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轰轰烈烈兴起的小品文热潮，广州小品文的发轫、发展、繁荣是紧随上海的。
从本质上说，广州小品文和上海小品文一样，生长于变动中的大都市，都属于现代都市文化的产物。它们为大众消闲而生，具有突出的商业性、娱乐性特点。同时，上海与广州都是有着独特方言体系的南方城市，因而在小品文的语言上，两者都呈现出白话、方言、文言大融合景观，只不过上海采用的是吴方言，广州用的是粤语。其最大的不同，在于上海小品文的参与者以小报文人和林语堂等现代知识分子为代表，本质上是精英文学。而广州小品文无论是在作者还是读者的定位上，都选择向平民方向倾斜，参与主体身份的差异使得广州小品文在文本内容、审美趣味、语言表达等方面呈现出广州平民自身的性格特质，带有鲜明的岭南文化印记。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