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以阿来的小说文本为基础，对阿来小说通过藏地文化与生态叙述表现出的藏地文化与生态现实困境与可能性危机的深切忧患意识予以阐释，同时对阿来忧患意识产生的渊源及其意义予以说明。
第一章阿来小说的文化忧患
第一节阿来小说的文化认同忧患
文化认同是当代文化语境下催生出的一个新议题，它不仅事关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定，还影响着民族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保持。郑晓云认为，文化认同是“人类对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一般表现为个体对某种文化的归属意识。”②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进一步稳定，各民族都不同程度面临着外界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在这种文化多元融合已成趋势的文化发展背景下，如何构建牢固的本民族文化认同，如何看待以及解决其他民族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已成为每一个心系民族文化前途的作家的必修课。阿来小说对民族文化发展及前途的思考正是基于认同危机的尝试。
一、文化认同忧患的主观层面
人是文化的主体，创造并发展了文化，同时又受其制约。地域、种族、性别等诸多因素影响着文化的面貌与发展，文化的多样性也由此产生。文化认同语境下存在着一对明显的主客体关系：人与文化。作为认同的主体，人对文化这一客体的认同是主动与被动，运动和静止的统一。因此，在文化认同的议题上便存在着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同一文化中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之间的矛盾，二是同一主体对内部文化与外部文化差异性认同的问题。
（一）个体文化认同与群体文化认同的矛盾
文化认同的基本载体是个人，绝对数量个人对同一文化的趋同性认同构成了群体认同。在稳定的文化环境中，文化认同的建立遵循着由个体认同到群体认同的规则，在个体认同向群体认同趋近的过程中，个体不仅建立起与群体相似的文化认同，更完成了对群体的融入。因此，文化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之间的矛盾不仅隐于个体内部，更外显于个体的生存处境乃至社会的外部状况之中。在同一群体中，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之间的差异性，会使差异性个体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同时个体也将游离在集体之外而无法融入。小说《格拉长大》中的格拉和其母亲桑丹，生活在机村数十年却始终无法融入其中。桑丹是不明身份的外来者，因而她一直游荡在机村人生活的边缘，但格拉从小生活在机村且拥有着一半的机村血统，却也始终无法融入机村的生活中去。
第二节阿来小说的身份认同忧患
文化作为群体事件的产物，包含了诸多群体共享的内容，其中既有祖源、宗教、语言、历史记忆等先赋的不可改变的内容，同时也包含了服饰、饮食、生活习俗、等日常化的可以改变的内容。文化既是人化之物同时又具有化人的功能，对人后天的塑造也是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曾用“惯习”与“场域”来表达文化如何成为群体间隔的重要形式。吴莹在《文化、群体与认同：社会心理学视角》一书中直截了当的将文化对人群的区分作用做出了说明，“文化是一种社会情境，从多方面——制度、权力、等级、阶层、语言、历史记忆、器物、风俗——对人群进行区分，将之分为不同的群体。可见，文化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与维系是至关重要的。①身份认同是一个涉及国别、种族、性别、道德等多种立场的大概念，既包含着对身份承认与认同的概念，也包含着状态与本质同一的概念。在现代语境中，伴随着对“自我”研究的深入，身份研究也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在心理学领域，它集中于“主体性”研究，在社会学领域则基于文化与政治角度对“文化身份”进行审视，“身份”概念贯穿个体生命的始终。鲍曼认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流动的时代”和“流动的生活”形态中，每一个现代人都置身于这种“流动的恐惧”之中，这种生存现状造就了现代人对一个稳定、安全的集体的极度渴望，正是基于这种“流动的恐惧”与归属的渴望的现状，身份认同焦虑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代症候。梁海认为，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焦虑是二十世纪以来最深刻的精神痼疾，而阿来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先表达这种精神困惑的作家之一。“20世纪以来,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焦虑是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从个体认同到集体认同,从自我认同到社会认同,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心与边缘、压制与抵抗、主体与从属,都是困扰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精神痼疾。可以说,阿来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先表达这种精神困惑的作家之一。”
第二章阿来小说的生态忧患意识
第一节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忧患
“自然”指人类生存的客观世界，人类作为自然发展的产物天然的与自然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正内蕴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一体的智慧，“中国文化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尽之。”季羡林也认为，“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合一”②。自工业文明诞生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相对和谐的共生关系逐渐被打破，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引发了巨大的能源危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攫取进一步加深。同时，在现代科学技术加持下，人类自我意识飞速膨胀，产生了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过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逐渐丧失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征服自然的无尽野心。阿来的小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藏区人与自然关系的逐渐异化表现出了深切的忧虑。
一、人与动物关系的异化
作为共同生活在自然中的两种自在之物，人与动物保持了长久的和谐共生关系。人类最早的艺术便是在岩石上画出的狩猎图景，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人类出于生产等目的驯化动物，主动将众多动物纳入到了人类社会关系中。在文学创作中，动物叙事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晋代干宝在《搜神记》中就书写了大量动物志怪小说。当代以来,动物叙事经历了一次向内的转向，大量作家的动物叙事小说更加关注对动物本身的刻画，尤其在生态书写领域，动物叙事占据着重要地位。伴随着动物叙事的转向与环境问题的加剧，众多作家开始透过文学创作关注动物的生存状况。阿来小说正具有强烈的动物叙事倾向，“阿来在其动物叙事作品中展现了金钱利益至上思想支配下人类的消费狂欢行为，批判人性异化后对地缘的过度消费。”①阿来小说的动物叙事多以人类视角展开，对人类为了经济利益对动物的伤害予以深刻批判，同时对消费主义文化下，人类无节制捕猎动物所导致的人与动物关系的异化表达了深切的担忧。
第二节生态伦理忧患
阿来不仅对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所引发的诸多生态危机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同时也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崩坏之后，人类生态伦理的危机提出了更深层次上的忧虑。生态伦理是指存在于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一种道德关系，其要旨在于人对自然环境以及栖息于其中的所有动物和植物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阿来对生态伦理危机的担忧和阐释是基于现存环境问题导致的人对自然错误观念所提出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阿来的作品正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下人类错误生态伦理观的一次拨正。阿来的小说通过对藏区民众生态心态的转变，对当下消费主义文化对藏区传统生态观念的冲击进行了一次有力的表现，揭露了藏区传统“万物有灵”生态观念崩解的危机，其作品正是基于生态伦理危机下对民族生态观念的一次重新唤醒。”阿来的小说并不自限于对环境问题得单纯表现，而是探讨如何在新的大环境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在困境下保有对温暖人性的向往和追求。”③对生态伦理的危机阐释，阿来主要集中于民族传统生态观念崩坏的危机、悲悯意识的淡化以及物欲无限膨胀三个方面展开。
第三章 阿来小说忧患意识的渊源及意义 ...................... 57
第一节 阿来小说忧患意识的渊源 ........................ 57
一、个人经历的影响 .................................... 58
二、地理环境的影响 .................................. 61
结语 ................................. 69
第三章阿来小说忧患意识的渊源及意义
第一节阿来小说忧患意识的渊源
阿来的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他从自己切实的生命体验出发，立足藏区几十年来的历史变迁，对自己故乡嘉绒藏区的诸多现实问题都予以深切关照。对现代人面对的无所皈依的现代文化身份顽疾，阿来从文化创生与发展的角度，对个体对自我身份与文化归属的现实困境予以了深切表达，并对这种寻找自我文化身份归属困境可能引发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问题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另一方面，面对藏区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现状，阿来不仅表现出了一般的现实担忧与反思，更从民族传统自然观念的角度出发，对现代诸种自然危机产生的根源予以了深刻表现，打破了以往将自然环境破坏的现实简单归结于工业文明的程式化书写，将现代文明对民族生态伦理观念的破坏，及其所引发的人与自然关系失和作为主要的表现方式，同时更从这种病态的人与自然关系出发，表达了对生态问题的深切忧虑。阿来小说的忧患意识根植于现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顽疾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阿来以自身生命体验为立足点，对人们共同面临的诸多困境与可能性危机都予以了深刻阐释。正如韦勒克·沃伦所言：“一部文学作品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①作家生活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朔源阿来小说忧患意识的形成显然无法脱离其个人经历，另一方面作家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也是其小说忧患意识形成的重要基础。
结语
从1985年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老房子》发表至今，阿来的小说创作已经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历程，阿来俨然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最成熟的作家之一。阿来的小说创作以浓厚的藏地气质对藏地风貌予以展现，值得称道的是，阿来本人的创作虽以藏地为基却从不主动去渲染这份神秘，他的小说在创作背景上立足藏地文化历史与人文风貌，在内容上结合自身生命体验，从藏地现实的历史变迁出发，通过《尘埃落定》与《机村史诗》对故乡嘉绒藏区近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展开了史诗式的全景书写，同时又通过生态三部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