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汪曾祺小说中这种民间视野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这一进程在始于1940年代，至1980年代趋于成熟，这也是本论文在这一历时性的视野中研究汪曾祺小说的重要原因。
一、民间视野中的地域书写
（一）汪曾祺小说中的地域根系
地域根系是一个作家在一生中到过的地方所形成的一个系统，包括出生地、成长地、流寓地、写作地、发表地等等。不同的地域根系，会成就具有地域色彩的作家。汪曾祺一生涉足多地，丰富的地域经验与地域感知，在他的人生中浮现出一条清晰的地域根系：出生地高邮、求学地昆明、下放地张家口、定居地北京。与汪曾祺实际人生中的地域根系紧密相关的是，汪曾祺1940年代至1980年代小说中出现率最高的地域背景，依次为高邮、昆明、张家口与北京。那么，以自己的地域经验为原型进行小说创作时，自然不光是对单纯的风光景物进行描摹，要包括对在当地人事的记忆，才能构成地域记忆。也正因为有了地域记忆，汪曾祺才能以取民间的视野和仿民间故事的方式创作出具有各地民间特色的小说作品。
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统计，汪曾祺于1940年代至1980年代，共创作小说106篇，其中大部分篇目可以用地域进行归类。
其中，较为明确的以高邮为地域背景的小说作品有33篇：《翠子》《春天》《除岁》《小学校的钟声——茱萸小集之一》《庙与僧》《最响的炮仗》《鸡鸭名家》《驴》《冬天》《戴车匠》《囚犯》《异秉》《白松糖浆》《邂逅》《锁匠之死》15篇作于1940年代，《异禀（二）》《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故里杂记》《徙》《故乡》《晚饭花》《皮凤三楦房子》《鉴赏家》《王四海的黄昏》《八千岁》《故里三陈》《昙花、鹤和鬼火》《金冬心》《故人往事》《桥边小说三篇》《小学同学》18篇作于1980年代。
（二）地域环境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
地域环境对文学创作者的意义是多维度的，其中既包含自然环境的影响，亦包括人文环境的影响。早在中国古代，“地”与“文”的关系就为刘勰等人所关注。在刘勰的表述里，文学既然与皇天后土共生，那它与自然环境天然就具有一种联系。而地域环境的不同，会影响处于不同地域的人们的性格、风俗、习惯，乃至于对文学的喜好程度。
当然，这样的“文”与“地”关系是复杂而单纯的。在文学地理学视阈下，地域环境只能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来影响文学。走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每一位优秀的文学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而汪曾祺，因为广阔的行迹，受到多种、多地的地域环境的影响。简而言之，可以用本籍地域环境和客籍地域环境来概括汪曾祺小说创作受到的熏染。
1．本籍地域环境：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基底
作为从出生一直待到成年的故乡高邮，汪曾祺在祖父汪嘉勋、父亲汪菊生、老师高北溟等人的传道授业下，完成了知识财富的“原始积累”。可以说，高邮正是汪曾祺的生命原乡、生活原乡与精神原乡。“原乡地域环境又可被称为本籍地域环境，这种地域环境对文学家的影响往往是终生相随、刻骨铭心的。”①本籍地域环境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叙事风格、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民间风俗的描写这三个方面。
二、民间视野中的民间文学因素
（一）民间故事的提取：原型的传习与更迭
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民间生活节奏缓慢、乃至于停滞，因此许多民间故事的流传在时间层面是朦胧的，也不必严格追求发生的地点与参与的人物。它包括民间生活故事、民间笑话等多种多样的形式。限于短小的篇幅与人类有限的创造力与记忆力，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中，也有类似的民间故事，比如欧美地区的灰姑娘故事和中国的叶限故事就存在相似性。因现实生活相似、民众交流而形成情节单元基本一致的民间故事类型，其实并不罕见。
1．“鲁班”故事原型：汪曾祺的生活观
民间故事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早在自觉、主动接触民间文学以前，汪曾祺的祖母谈氏的“讲故事”就与汪曾祺后来产生对民间文学的喜爱有着源头式的联系。从汪曾祺1940——1980年代小说中的若干文本来看，它们与经典民间故事类型之间的互文关系，正是汪曾祺小说中较为明显的民间文学因素之一。“在民间故事中，以日常生活为题材、以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物形象为主角的传统生活故事，是狭义上的民间故事。”①由于古代劳动技术的低下，具有优越劳动力的普通人会成为被歌颂的对象，乃至被故事创造者神化他们的技能。比如木匠的鼻祖鲁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鲁问》中就有对相关故事的记录：“公输子削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②至汉代，鲁班制作木鸟的故事有了全新的发展，比如王充的《论衡》一书中，就有如下表述：“儒书称鲁般之巧、墨子之巧，刻木为鸢，飞之三日而不集。”③在唐代的《酉阳杂俎》里，关于巧匠鲁班的民间故事生发得愈加详细，其中记录了一个名叫鲁般的木匠制作木鸢冲上云霄、又制作木仙人为父报仇令五吴地大旱的神奇故事《鲁般作木鸢》。而在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里，鲁班（鲁般）型故事被按照国际AT分类法，归入575型“王子的翅膀”中。故事的核心是王子向一位巧匠购买了他制作的翅膀以救出公主。虽然“王子的翅膀”与《鲁般作木鸢》等中国古典民间故事在基本情节上存在差异，但是能工巧匠制作飞行之器，飞行之器又被运用到追求爱情、自由、正义上确实在多个文本中的表述一致，可见此故事原型的艺术生命力之持久、辐射范围之广。长久以来对劳动力、劳动英雄的崇拜，令鲁班的故事经过千年的发展，直到1950、1960年代，都以相对完整的故事形态活跃在中国民间故事序列中。以汪曾祺工作过的《民间文学》为例，曾于1956年4月13期刊登了《鲁班故事十一篇》，还于1980年第5期刊登了与《鲁般作木鸢》故事内容大体相仿的题为《木鸟》的民间故事。
（二）民间歌谣的引用：对民间文学的再理解
汪曾祺对民间歌谣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认知。他在1956年发表于《民间文学》上的《鲁迅对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一文里，便论及了民间歌谣特有的文学功能及价值。1985年他在发表于《民间文学》上的《我和民间文学》一文中，更直接地阐释了民间歌谣对其创作的影响：“民歌和民间故事的语言没有是费解的。我语言当然是书面语言，但包含一定的口头性。如果我的语言还有一些口语的神情，跟我读过上万篇民间文学作品是有关系的。”③这突出体现在他小说中对民间歌谣的大量引用，下文将着重对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歌谣进行阐释。
1．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歌谣
汪曾祺小说中引用的民间歌谣数量颇多，按1987年“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总编委会制定的民间歌谣分类细则，归类如下。
三、民间视野中的叙事嬗变......................................27
（一）叙事语言的本土化：民间语汇的融入....................................27
（二）叙事视角的全知化：民间取向的实践之变.............................30
结语.....................39
三、民间视野中的叙事嬗变
（一）叙事语言的本土化：民间语汇的融入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本土化首先体现在句子语法结构的调整上。创作于1941年的《复仇》原本以事件的发展顺序来组织全文。1940年代中期受西方现代派影响，汪曾祺在1946年《文艺复兴》的版本中，以年轻人的心理活动变化来组织全文。当中的语言也是欧化的，如“从极低的地方，一声牛鸣”①，这是典型的欧化结构，外语表达中多用介词与名词，这句话正是由一个介词词组（从极低的地方）与一个名词词组（一声牛鸣）组成，而缺少在汉语中辅助读者理解的连接词成分。无独有偶，同篇小说中“摘一朵花给母亲戴该是他多愿意的事”②，则出现了冗杂的动宾短语前置的现象——由动词词组（摘一朵花给某某戴）及其所支配、关涉的宾语（母亲）本应放置于主语（他）之后，但在文本中却置于前端，这也是较为常见的欧化结构。1980年代，汪曾祺对这篇小说的语言进行了着重修改，“从极低的地方，一声牛鸣”③已变为更易理解、更符合汉语表达逻辑的“从极低的地方传来一声牛鸣”④。而“摘一朵花给母亲戴该是他多愿意的事”⑤使主语回归了正确的位置，变为“他多愿意摘一朵花给母亲戴”①这样一来，句子中刻意遗漏的成分得到补充、语序得到调整，小说语言也更符合中国大众的阅读习惯。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本土化的另一个体现是语言的口语化。在谈艺的《关于小说的语言》里，汪曾祺指出“避开一般书面语言的双音词，采择口语里的单音词，此是从众，亦是脱俗之一法。”②汪曾祺于1947年创作的《戴车匠》在1980年代所进行的改写，就验证了汪曾祺“从众又脱俗”的口语化选择。同样描写孩子们把玩螺蛳弓，1947年的版本为“螺壳套在箭上，很用力的样子（其实毫不费力）拉开，射出去，半天，听得得地落在瓦沟里。”③1985年的版本则改为“用螺蛳壳套在竹箭上，一拉弓弦，弓背弯成满月，一撒手，哒的一声，螺蛳壳便射了出去。”④诚如汪曾祺所言，1940年代版本中严谨、书面化的双音词“用力、拉开、得得”被1980年代版本中口语化的单音动词“拉、撒”与单音拟声词“哒”代替，这就使后者要比前者更生动、利索。在《异禀》之类的小说旧作改写中，汪曾祺自觉运用了本土方言资源，替换了1940年代版本中的书面词语。譬如，1947年的《异禀》，王二在药店前摆了一个摊子，摊子使用的用具是“一套架子，板子”⑤，这样的表述没有任何新意，也不令人意外。
结语
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始终绕不开的一个独特存在。尽管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但本论文对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视野的考察结束在1980年代。这是因为汪曾祺的民间视野经历几十年的演变，在1980年代趋向成熟、完善。尽管被冠以诸多美名，但汪曾祺并未将自己的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