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小说创作论

的文学”始终是文学创作不可脱离的中心概念。以 20 年代与 80 年代的小说创作来比较，前者在宏大的启蒙视阈下唤醒“人”的主体性觉醒，后者则在反思毛泽东时代的过程中重构启蒙话语，凸显人性的价值内涵。贺桂梅在讨论 80 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时曾指出：“‘新时期’与‘五四’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的类同关系，并以‘五四文学’的标准（‘文学’）取代了‘当代文学’的标准（‘政治’）。这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自我意识，并将五四时期的历史/文化坐标直接挪用于 80 年代。”2从这一段论述中可见，新时期对“人”的问题的重新审视是建立在主体思想发生转换的基础之上，即“历史自我意识”的觉醒。作家的思维方式以及思想认识逐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而回归人的本性、文学的本质这一轨道。从徐兆寿的创作现状来看，他的小说立意离不开对“人”的关注，小说叙事的焦点也是作家思想性的体现。

结语

徐兆寿的小说创作历程已有二十多年，从其出版的现有小说来看，其历程可分为早期小说创作与近期小说创作这两个时段，前者更注重于对校园主体的心灵剖析，后者更倾向于对西部意义进行阐释，从而使得两个创作阶段呈现出鲜明的差异特征。然后，从整体上来看，徐兆寿的小说创作于变中有常，于常中有变，体现出“常”与“变”的辩证。简而言之，所谓“常”是指徐兆寿的小说创作始终蕴涵着深刻的思想性、价值性，以人的生存困境作为表述的对象；“变”是指徐兆寿小说在题材层面的突破，由对学院内外的人、事、物的书写转向对历史、西部、文化/文明等更为深厚领域的探索，当然，“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徐兆寿小说转型的成熟，如在小说语言、艺术手法、叙事结构等层面相较于其早期的小说创作而言臻于成熟。

中国当代文学在近 70 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然形成了“汉语写作高原”，“强调‘汉语写作高原’的存在，意在强调当代文学高端艺术思想成就的取得”1，贾平凹、莫言、王蒙、史铁生、张炜、王安忆、毕飞宇、陈忠实、韩少功、北岛、格非、迟子建、阿来等作家都为“汉语写作高原”输入了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在“汉语写作高原”之外，还有一群执笔创作的“小众”作家，他们也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精神钙片”，徐兆寿就是其中一位。徐兆寿的文化身份是多重的，诗人、学者、作家是其最为主要的身份。这三重身份又并非是独立的标签，往往是相互交涉、渗透，综合为一种特有的学院风度。从《非常日记》到《鸠摩罗什》，在这十几年的小说创作历程中，徐兆寿为读者带来了不少引人深思的文学作品，他着眼于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