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义
四十年来汉语写作成吉思汗题材的长篇小说总体上可以看作是“主旋律”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并不是简单地在“主旋律”遮蔽下来获得一席之地，他们既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接纳又能轻松胜任商业市场的纷繁。究其原因，一是这些作品契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二是作品中融入了更多市场化元素，更容易被市场接受。关于四十年来汉语长篇小说中持续重塑成吉思汗形象的意义可以从文学意义与现实意义两方面进行阐释。
从文学意义上来说，四十年来汉语写作成吉思汗题材的长篇小说更好地体现了文学、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些作品将蒙古词汇融入汉语写作中，运用汉语精确生动地表达了民族特色词语，实现了蒙汉语的有效链接。比如在《长生天》人们自称“俺”、关于几年的说法是“几草”、兄弟之间互称“安答”等；《成吉思汗传说》常用的“敖包”、“额吉”等都是直接套用了蒙古语，更添蒙古族生活气息。
其次，四十年来成吉思汗题材汉语长篇小说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虽各有不同，然大同小异。作家们在不断丰富、还原成吉思汗形象，更多地展现其作为“人”的本真形象的过程中，彰显了作家们对英雄的崇拜和英雄精神的不朽。中国的英雄崇拜，自古有之。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②，“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③，“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④等，就充满了大义凛然的英雄之气。道家虽专注修炼成仙，对宇宙天空充满想象，但同样给中国带来了具有浪漫情怀的英雄主义精神：《西游记》中变化、御风、登云的孙悟空成了多少人多少年的极致追寻；《红楼梦》中唱着好了歌的道教真人，成仙得道，超越自然，追求着生命的极致。这种自古有之的英雄主义精神与英雄崇拜，促使四十年作家们对成吉思汗英雄形象的持续塑造，既追源溯古，又彰显了现代人对历史伟人的重构。
结语
四十年来，汉语长篇小说作家们选取了诸多帝王将相为题材进行小说创作，这些历史人物被不断地塑造和重新阐释，成吉思汗就是其中一个显例。纵观四十多年来成吉思汗形象的演变，不难发现其形象由“单一化”、“扁平化”逐步走向了“多样化”、“复杂化”，其形象的演变更像是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成吉思汗形象的演变是政治、经济、文化及文学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其形象的重塑不仅体现出其形象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更体现了四十年来汉语写作成吉思汗题材长篇小说作家们的当代意识与精神。
本论文以四十年来汉语长篇小说中的成吉思汗形象为研究对象，既讨论这四十年来成吉思汗形象呈现的“共性”特征，又探析其具体的演变过程。研究开始时期是 1980 年代初，此时期，整个文艺界迎来了大解放，思想的解放带动了知识分子们创作的欲望。但是，由于长期书写的模式化、题材的固定化及一系列的限制，整个文艺界尚未能完全摆脱以往创作中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特征。到了 1980年代后期及整个 1990 年代，大量西方思潮涌入，知识分子们开始寻求探索真正的“突破”，既是思想上的突破，也是文学创作上的突破。反思文学思潮、寻根文学思潮、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等思潮伴随着人道主义思潮不断地深入，不断被知识分子们吸纳、引用、转变。此时，在小说创作中已出现较大的转变，作家们尝试着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挖掘，不再像以往的创作盲目地寻求模式上、表面上的契合。到了 2000 年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作品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下，成吉思汗形象更多地被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其所具备的人性的复杂性成为作家们重塑其形象的焦点所在，其中以刘利华的《长生天》为主要代表。《长生天》通过对成吉思汗作为普通人历经苦难终成大汗的励志经历，启发、鼓舞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们。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