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文学是属于时代的，更是属于人的，它是人的精神世界，它的追求不是历史理性和工具理性，而是价值理性。因此，文学的最高价值是人性。自晚清以降，由于中国社会大部分时间处于民族危亡和社会斗争之中，文学也就一直和中国的民族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历史理性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文学中的知识分子也概莫能外。
第一章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题材热
第一节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叙事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而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则是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毛泽东在 1925 年撰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分析，认为知识分子只有一少部分是依附于大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知识界，是革命的敌人，其他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这就把大部分知识分子从革命的对立面纳入了革命的队伍之中。“五大”把毛泽东的这一观点纳入政策体系，在决议案中提出了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但随着大革命的失败，知识分子政策受到了重大影响。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到 1935 年遵义会议这 8 年中，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主要领导人的“左倾”思想下，知识分子在党内受到了排挤，从“指导干部工人化”到“指导机关工人化”甚至发展到“领导机关与全党成分工人化”，在日益加剧的左倾路线下，知识分子政策也日益左倾。“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运动中，以淘汰党内异己分子的名义，清洗掉了一千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1] 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左倾”政策，使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排挤、迫害甚至杀害。
1935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转折。会议提出“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2]并决定接收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驱逐、轻视、虐待的知识分子，并给予他们救济和优待。会议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3]，并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4]的决定。1940 年，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进一步阐释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对政策的具体内容予以丰富和明确，提出“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5]此后，又陆续出台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等具体措施，对知识分子给予工作上的量才使用、政治上的信任、物质上的优待。毛泽东在“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要客观公平地对待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6]。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进入抗日根据地，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作用，是知识分子政策比较稳定的时期。进入到解放战争时期以后，基本延续了抗战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而更侧重于全国特别是城市知识分子的吸收。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方面是发挥知识分子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即将到来的新社会聚拢建设人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和平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
第二节 政策调整与知识分子的命运转折
1978 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启了中国社会的“新时期”，“四个现代化”成为新时期社会实践的核心内容。在 1975 年，邓小平就提出国家建设的“大局”就是现代化。他提出：“到 20 世纪末，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1]1978 年 7 月 6 日至 9 月 9 日，国务院召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务虚会，对于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达成了普遍共识。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否定了“两个凡是”，并对当时关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这两次会议凝聚了共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会议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从此，四个现代化建设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2]现代化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最核心的关键词，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意识形态话语。
在“现代化”建设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后，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而开展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和人才，因此，知识分子问题自然被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上日程。“如何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就成为当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1]1977 年 5 月 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2]。邓小平的这一主张，奠定了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政策的思想基础，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也都是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基本原则。1977 年 11 月 18 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全国知识界、教育界掀起了批判“四人帮”和“两个估计”的高潮，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大规模地开展。1978 年 3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提出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问题。5 月 10 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经修改，首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之后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发，掀起了全国性“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讨论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性事件，邓小平等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这也为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营造了社会氛围。
第二章 独立话语的探寻 ——从人道主义到文学主体性
第一节 “人”的话语确立及其论争
一、禁区的突破
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是 1980 年代影响最大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件”——它由文学而起，以非文学因素而终结。讨论主要集中在 1979 年到 1983年，围绕着“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异化”等问题，在文艺界和理论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一大批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著述产生。但是，由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复杂环境，人道主义虽然经历了热烈的讨论，但是在远未达到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戛然而止。
人道主义讨论之所以引起巨大的反响，首先是因为它突破了理论上的“禁区”。从 40 年代延安文艺开始，直至“文革”，人性论一直被作为 “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的理论”“修正主义意识形态”而排斥在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创作之外，与此相关的文艺作品也被多次批判，人性论被上升为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成为文艺理论和实践上的禁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人性论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以人性论为基础的文艺理论，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1]1949 年 7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的总纲领、总方向和总方针，这也就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理论和创作的方向，人性论在五六十年代曾被作为“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而受到多次批判。在“胡风集团案”中，胡风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就是人道主义”，也就是“仁爱的胸怀”，冯雪峰的人的根本需求就是“广大人类的爱”，也是获罪的原因之一。1957 年上半年，巴人和钱谷融相继发表了《论人情》和《论 “文学是人学”》，文章认为当时的文艺作品 “缺乏人情味”，“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2]，钱谷融认为，古今中外一切被人们所喜爱、传承的文学作品，都是因为描写了共同的人性，这些作品都“浸透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 [3]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王淑明发表了《论人情与人性》，附和巴人和钱谷融的观点。1957 年下半年和 1960 年，由于斯大林去世、苏联“解冻”思潮、东欧事变、中苏分裂等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巴人、钱谷融、王淑明两度遭到批判，批判的矛头直至“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批评者认为，人道主义否认了人性的阶级性，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潮，所谓共同人性是在用资产阶级的人性冒充为全人类共同的人性，巴人等人宣扬人性论就是“露骨地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其矛头正是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为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4]，“修正主义者鼓吹人性论，反对阶级论，绝不是为鼓吹人性论而鼓吹人性论，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阶级斗争。”
第二节 文学主体性及其论争
人道主义讨论结束一年后，文学界又掀起了大规模的主体性文艺理论论争，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继续高扬人性的大旗，批判极左文艺理论的机械反映论和工具论，强调在文学过程中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工具，他提出，无论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作为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还是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都要以人的地位和价值为思维中心，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文学主体性理论抛出后，引发了激烈的论争，论争从 1986 年持续到 1991 年，其间见诸报刊的文章近400 篇。关于“文学是人学”这一话题的讨论，即便到了新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