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美华文文学对“国境内”战事的历史叙事
第一节 继承与突围：抗战叙事的书写转向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战争之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打响的第一枪，之后其他国家才开始陆续吹起战争的号角。战争的伤害大到国家民族，小到家庭个人，欧美华侨在大洋彼岸与中国同仇敌忾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也经历着战争的惨烈、悲壮。欧美华文作家，一部分作为亲历者，纷纷选择用文学创作表达对国内战争的关切，维护民族统一；而作为历史的后继者，他们大胆地发挥民族的想象，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中进行反思；从文学意义的角度来看，这些抗战小说是对国内抗战文学的继承，而从社会和文化意义上来讲，它们更是一种突围。
一、抗日战争与欧美华侨的双向影响
1931 年 9 月 18 日的夜晚，对于中国而言，是历史上需要永远铭记的一刻，日本的侵华战争正式爆发。不论过去了多少年，这段历史依然弥漫着硝烟和血腥的味道，一幕幕生离死别映射在回忆的幕布上，他们的“野心、权利和贪欲”将“死亡”和“毁灭”带入这片我们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上。这场战争，带来的压迫、侵略是由内而外的。对于当时人们的生活和心理所造成的伤害和影响都是不可逆转并无法修复祢补的。但也因此，人们在它的强压下，受伤的灵魂得以凝聚，民族的团结，民族的力量被激发出来，国内外的华夏儿女形成了统一战线，奋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华侨作为华夏儿女的一部分，身居海外的他们，虽然没有直面硝烟的战火，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比国内的人们更希望祖国强大，更能感受到祖国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
据现有资料记载，追溯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了。早期主要是居住在东南亚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移居欧美的时间相对较晚，主要集中在 19 世纪上半叶，由于欧洲和美洲的很多国家扩张领土，以及奴隶制度的废除，很多国家都需要大批的廉价劳动力来为他们耕种土地和采金挖矿，在这时的中国大部分移民主要以华工的身份被大量输入到欧美的很多地方。来到异国他乡的华工们，最初都饱有黄金的美梦，幻想着可以在国外发家致富，但是他们忽略了自己作为工人，甚至有些作为契约工人被“运送”、“贩卖”到国外的隐含真相，他们需要用两到三年的所得偿还来时的路费和利息，甚至会因“契约”而失去人身自由，如同奴役一般。尽管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在铁路、公路、运河和劈山开矿等方面为欧美各国做了非常多的贡献，但是依然改变不了中国人受歧视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在抗日战争之前，欧美的华人经历了从民间的反华、排华到政府确立排华法案，华人一度成为“海外孤儿”。直到国内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提升了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地位，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华人在海外的地位和作为炎黄子孙的自信心。
第二节 追忆与重构：关于解放战争的海外文本衍生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的战争文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至今日，很多作品都以“红色经典永流传”的形式被大家铭记，除了抗日题材之外，对于解放战争书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在“既定”的意识形态规限内，讲述着既定的故事，不免一时会让读者迷失在文学的单一性范围内；但其实在这个“既定”的圈之外，在华文文学的范围内，解放战争以另外的多种形式在文学中存在着。尤其是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后出生，在海外生长生活的作家，战争所产生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没有在他们的童年固化，成长过程中的多元文化融合使他们轻易地摆脱了历史上的政治纠葛而形成了自己的认知，文学不再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并且在他们的创作中越发地感觉到战争产生的意识形态隔阂的逐渐消弭，关于解放战争文学叙事不再是站在政治斗争的一方去揭露、指责、批判另一方，而是站在历史之外对经历着战争的人和事进行回忆和叙写。
一、个体化的平民书写
战争必有英雄的在场，而战争文学从来不缺英雄形象。不论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尤其是上个世纪的中国，纷繁不停的战乱给予了文学很大的生长空间，不论是虚构还是纪实，不论从政治还是文化需求的立场上，不论是意识形态的规束还是作家主观的精神诉求，为战争中的英雄及英雄精神著书立传，都是最好的时机，也是必要的。这些英雄可能是我们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也可能是一些无名的英雄。作家们热衷于英雄的叙写，一定程度上来看代表着文学对战争的某种记忆方式，也是作家对某种政治理想的寄寓。但是战争从来不是单一形态存在的，在英雄的光芒照亮不到的地方，还有无以计数的平民的存在，他们在动乱的时代，在历史夹缝中有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又何尝不是战争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战争的记录者、见证者，用一生来演绎着家族、民族的历史。他们是值得被记录的，作家们用文字承载着这些鲜活的生命，为特定时期的历史注入了更加真实的力量。
蒋晓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为什么想写《民国素民志》的时候，她说：“我没有赶上民国，却想替民国的小人物立传。”“他们虽然不是政要人物、不是显赫名流，他们生于乱世身不由己，但他们为整个民族做出贡献，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我不希望这群人被历史埋没，我希望在纸间让他们复活。”①被夏志清称为“小说全才”的蒋晓云，一向以观察人世独具智慧见长，在辍笔三十年之后再次创作，《民国素民志》系列以她一贯的细腻笔触写尽“民国”时期“素民”的悲欢离合。《北国有佳人》的故事背景从抗战开始，以国共内战为主题，也由内战的结束收束。
第二章 欧美华文文学中海外战争的历史叙事
第一节 欧洲战场的在场与历史记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惨烈的一场战争。粗略估计，仅欧洲战场就有 3000 万人死亡，为一战死亡人数的 3 倍多，其中一多半是平民。物资损失不计其事，到处是一片废墟，受损坏程度远甚第一次世界大战。”②这是世界通史中关于二战欧洲战场的一段记述。这也是现今我们大多数人了解欧洲战场的方式。战争的血腥、惨烈被抽象化为一段文字和一些抽象的量词和数据，而它的具体性和感官性正在逐渐地消失在这简短的符号中。我们不难发现，战争历史的意义正在被湮没。欧洲战场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是陌生而遥远的。但是对于欧美华文文学的作者们却并不遥远，有着战争记忆的他们，并不愿意看到战争变化成数字化的历史，他们认为只有在一个故事、一段记忆中去直面战争的时候，它的意义才会显现；只有深入苦难的细节，书写个体的生命记忆，记录战争中具体个体生命的消亡，才是最好的战争意义。
一、对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场的书写
对于“战争”二字，大部分文学研究者或者文学创作者，最先想到的应该是与战争相关的文学作品、历史记载，而往往会忽略另外一种文字形式，就是新闻。它是与文学和历史有着密切关系，又存在着一定区别的记录方式，在没有影相的年代，报纸对战争的新闻报道，为研究战争提供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因新闻的时效性而兼具了及时向大众传播的功能，这应该是文学和历史所不具备的，也因此决定了新闻与战争和大众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记者对战争的分析、评论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舆论。尤其是战场距离读者相对比较遥远的时候，它几乎成为大众接收战争相关消息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对外战争关系到国族兴亡和国际视听，记者的“或抒个人意见，谋实际之方案，或露残暴事实，求国际之同情”①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从地理上来说距离中国是十分遥远，但是，中国作为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作为打响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的国家，欧洲各国的战况、普通民众的生活情况都与中国的战争发展息息相关，牵动着中国人的心。而在当时的发展情况来看，新闻报道是关于战争最主要的信息载体，承担着信息传播媒介这一重要任务。它的及时性、集中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要求记者亲临战场，是最接近最直观的记录者。
而对于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萧乾应该算是这样的直观者。1936 年到 1946年，萧乾作为中国唯一的欧洲战地记者，用他的文字记录了整个二战期间陷入战争的欧洲全貌。虽然萧乾这时期的创作，是否可以归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的范围里，还很难定性。但如果我们因为某些定义的问题而忽略这些作品的存在，错过华文文学中对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最直接的书写，是实属不应该的。《人生采访》是 1947 年 6 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里面收录了萧乾在欧洲十二年时间里陆续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旅行通讯。在后来出版的版本中，有将其归入散文的类别中的，也有归入报告文学当中的，而在当时是作为新闻通讯稿发表的。报告文学、通讯、特写、速写、散文、非虚构写作、纪实文学等相关概念之间一直存在暧昧的界限，在今日类别日益细化的年代，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将它们划分的明确而清晰；而单纯从萧乾当时的记者身份来看，这些作品首先定性的理应是属于新闻大类的，这些作品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是“新闻文学”，但“新闻文学”这个概念几十年来也一直存在争议。
第二节 对马来亚战场的重新聚焦
战争与陈河的小说创作总是有着暧昧的关系，忽远忽近。所谓的“远”，是因为陈河书写的战争在发生的地理位置上都距离他的生活体验比较远，而所谓的“近”，是不论时空上有多远的距离，他都能深入战争的历史“腹地”，从大量的史料、资料中拼出战争的真实画面，感受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