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内容通过写作技巧来展现，在杂感时评与小说的技法方面同样存在着互涉的关系。可以说，小说中的“闲笔”就是杂感时评议论功能的贯穿与转化。在四十年代，刘云若小说中的这类具有评论性质的“闲笔”增多，多是对沦陷生活的回忆与“倾吐”，这些文字如果单独拿出来亦是很贴合画报风格的杂感。杂感时评是一种说理功能突出的文体，在涉及说理时，往往会旁征广喻，而当通俗小说在面对知识水平有限的普通市民读者时，也常常需要“举僻设喻”，为照顾多数读者的阅读水平。
第一章 杂感时评与小说之间内容的互动与交错
第一节 重叠出现的人物形象
“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着的人，应该是处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的人”。②刘云若的小说描写的是天津市井社会的人生百态，他善于展现处于复杂社会关系网中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他记在脑海里，落在纸上，成为其作品中的重要内容，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现实关照性。展现天津社会中熟悉的人与事既是他的作品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也是小说与杂感时评在取材上表现出的相同之处。细读刘云若的小说，会发现小说中的主人公似曾相识，往往不脱离刘云若常写的几种人物类型，同一人物类型之间往往或形似或神似。具体到小说中，典型的人物形象主要有鼓姬、妓女、女招待、混混、军阀、旧家公子等，到了杂感时评中常常提及的亦是鼓姬、女招待、政客等人物。这些重叠出现的人物穿梭于小说与杂感时评不同文体中，构成刘云若笔下的典型形象。
一、天津卫各色人物的呈现
天津地理位置优越，既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军事重镇。明朝时期，在天津设卫，确立了天津的军事地位。清朝时期，天津已经成为北方最大的物资运输和商贸交易中心，鸦片战争时期，天津作为通商口岸，经济地位提升。清末的编练新军，开展洋务运动，大力发展工业，促进了天津的繁华。天津这座城市自建卫开始，军事地位与经济地位日益凸显，吸引了众多外省移民来此定居，加速了天津人口的迁移与融合，使这座城市居民的成份变得复杂多样，复杂与动荡的城市环境造就了形态各异的天津人。刘云若笔下的人物众多，类型多样，他的作品为读者呈现了天津卫各色人物。
第二节 互为补充的事件呈述
刘云若作品中所选取的材料庞杂，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综观他整个创作生涯，更侧重于底层人物与平凡的事件。刘云若为了写作，常常奔走于南市烟馆、妓院等场所，与各个阶层接触，他处处留心，将转瞬即逝的写作灵感及时记录，包装纸、报纸都曾做过他的“稿纸”。他的小说能够做到设身处境地揣摩人物心理、对底层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此时的实际考察与亲身体验。其《春风回梦记》《小扬州志》《情海归帆》等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身的影子，其中的部分事件也更是毋庸置疑地带有作者的自传色彩。两相比较，小说与杂感时评都记录了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天津历史风貌，小说比杂感时评更侧重于展现城市的底层与风俗民情，杂感时评则因其时效性与鲜明的指向性而更具现实意义。但天津沦陷的特殊时期，小说中的部分事件在杂感时评中并未获得同等关照，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互相补充的作用。
一、记录津事与津貌
刘云若作为天津人，一生都在天津度过，他对天津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他的作品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天津的人情风貌，今天阅读刘云若的作品仍有认识价值。1927 年刘云若主编《北洋画报》时期，对《北洋画报》进行改革，在画报整体上注重添加有关天津方面内容，反映天津地域文化，同时，增加天津专刊与专页，使《北洋画报》更加具有天津特色。他对天津的特殊感情不仅体现在办刊理念上，在他的杂感时评与小说中亦有明显表现，主要体现为事件描写主要围绕天津展开，反映天津风貌。
第二章 杂感时评与小说之间技法的互涉
第一节 “闲笔”：杂感时评议论功能的贯穿与转化
杂感与小说分属不同的文体，这导致其文体功能存在差异性，杂感时评主要承担议论的功能，小说更侧重于讲述故事。但各个艺术文体之间也会相互渗透和影响，常体现为小说在故事之外融合议论，即杂感时评中的议论到小说里就会成为小说的“闲笔”。提及小说中的“闲笔”或是议论话语，人们便会想到鲁迅的《阿 Q 正传》中的相关议论：
有人说: 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到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零零，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 Q 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从这段话语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鲁迅文字别样的从容，更可以从中体会到作家想要表达的思想，这些娓娓道来的议论性话语凸显了鲁迅小说与众不同的文体特征。而这些常被运用于小说之中的议论性话语与杂文的“闲笔”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杂文的闲笔与“正笔”相对，正笔往往围绕议论对象或主题直接言说，表达所思所想，而闲笔常常表现为脱离论述主题转而展开对另一事物的长篇大论，看似可有可无，但又并非是离题之笔，它往往与正笔之间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在刘云若的写作过程中常常可见“闲笔”的运用，其杂感时评的写作也影响到后续的小说创作。可以说，刘云若在小说中的“闲笔”是杂感时评议论功能的贯穿与转化。
第二节 举譬设喻：杂感时评说理功能的延伸
刘云若作品中的议论话语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包括上一节论述的闲笔的使用，这些议论话语的出现通常合情合理，恰到好处，这与作家所采用的说理方式有很大关系。本节主要从以事明理和比喻说理两种方式对刘云若的作品展开考察论述。
首先表现为以事明理，先提出要论之理，然后博引古今事例或是生活中的例子，围绕议论中心边叙边析说明道理。《打倒盖棺论定》开篇即说“一个人的历史，在他一息尚存的时候，他的行谊品题难下一个绝对善恶的定论”提出要论之理，而后援引古时王莽的例子，又推及到今日。“到了现在，二十四史记载，朱子之纲目，全盘推翻，古之所谓忠与义，从今人眼光中看来，一姓家奴，帝国主义走狗的嘉名美谥，恐怕不免，故在当时，为可钦可敬之人，而在今日，便唾弃鄙夷，骂不绝口，盖棺千载，论犹难定，非难定也，实因世间无绝对的善恶，所以永无一定的真评。”①而今又因时代与价值观的变化，对之前已经“盖棺论定”的人重新评定，整篇文章都在围绕议论中心说理。《新九一八与旧八一五》为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以生活中的小事对国家大事进行解释说明，由小及大帮助市民理解。拿个人与国家作比较说理，个人欠债，债主来要，想出缓兵之计，借口不年不节，“非还债之时，待五月节日，定当一举清债。”端午节到了又让等到中秋节后，并夸下海口。刘云若举例个人如此，国家亦是如此。“去年之秋，国家失东三省，乃宣告于民曰，时机未至，师出恐无名也，俟伪组织成立，定当明令讨伐，绝不宽纵。国民亦静以待焉，乃伪组织公然成立，国家竟默而无声，已复宣告遐迩曰，俟日本承认伪国，即正式讨叛逆......”②《粉墨筝琶》中程翥青刺杀汉奸头目蔡文仲，却恰巧凤云母亲来访，失手未成，汉奸免于一死，正在读者觉得无限可惜之时，作者突然跳出来，向读者阐明自己这样安排的用意，作者解释“无巧不成书啊。你若嫌巧得太过，那我可以告诉你，世上巧的事多着呢。譬如走在路上，一粒鸦粪落在头上，那么大的空间，这么小人头，怎会恰巧落在上面？再如你买了一张彩票，中了头彩，那么多的号码，怎么被你得着？这真不能不归诸命运。那更巧得奇怪的，骨肉交臂错过；冤家狭路相逢；躲债主偏偏遇上；寻爱人走遍天涯仍是不见；骑马上庙遇不着亲家公；背筐拾粪偏遇着亲家母；四家打牌，你竟自摸一条龙这也是巧；到朋友家应酬，遇见一位可爱的小姐，双方一见倾心，开快车结了婚，到洞房花烛夜，夫妇携手谈心，我们俩怎遇合得这样巧呢？”③还举出实际生活中刚刚发生不久的新闻事件充分说理，“去年天津还有一件实事，一家遭抢，损失许多东西。过了几日，这家的主妇到街上闲走，忽然想起一件急事，要和家中通信儿，就进入一家商店借电话，不料正遇见抢匪在里面卖东西，她就溜出报警，结果抢匪就擒，失物璧还。”④经过作者这样一番充分的说理论证，读者在心中的质疑也就在无形中被化解了。
第三章 杂感时评与小说之间语言的浸染与通俗化..............................43
第一节 由文白杂糅到现代白话.................................43
第二节 由平静陈述到谈话交流..................................51
第三节 由付诸“归哏”到幽默性讽刺..............................54
第四章 杂感时评与小说之间思想的流变与融合.................51
第一节 杂感时评与小说思想的影响因素.......................51
第二节 关怀与共情：对市民与民生的关切....................53
第三节 变情与正责：由风花雪月到引领人生正鹄..........................58
结论..................................62
第四章 杂感时评与小说之间思想的流变与融合
第一节 杂感时评与小说思想的影响因素
刘云若杂感时评与小说中所体现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是稍有区别的，而影响其不同时期的思想的原因也是多重的，以下将从报刊与报人职业、读者大众与战争环境三个展开原因分析。
一、报刊与报人职业
报刊的性质、宗旨与侧重的社会功用不尽相同，影响到依附于报刊的文人的文章。以刘云若曾为之撰稿的天津《益世报》与《北洋画报》为例，《益世报》创刊之际正值满清政府统治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但袁世凯夺权各种专制行为还在不断发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