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道主义的美学化
关于主体性的大规模论争，起始于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但其思想源头是哲学/美学领域的主体性话语，更确切地说，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基石是李泽厚的主体实践性哲学/美学。刘再复在回顾他的学术思想时明确说：“我写作《论文学主体性》（1985 年底）的冲动，则是读了李泽厚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的哲学论纲》和《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这之前我读过康德的《道德形上学探本》（唐钺重译），并被书中‘人是目的王国的成员，不是工具王国的成员’所震撼，现在‘主体性’概念又如此鲜明推到我的面前，于是，我立即着笔写下《论文学的主体性》。”[1]刘再复在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序中说道“……我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当我读到他的《康德主体性哲学论纲》之后，我禁不止内心的激动，并隐约地感到，我将要在文学理论领域中进行一次颠覆性和建设性的变革，令机械反映论作雾散雪崩，而《论纲》就是我的起始之点。”[2]正是在李泽厚的影响下，刘再复才提出了具有话题效应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形成了新时期文学理论的“人学”主潮。
第三章 躲避崇高——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边缘化 ............................ 83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 83
一、知识分子的分化 .................................. 86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 91
第四章 由“苦难”而“神圣” ——知识分子叙事的英雄想象 ................................ 111
第一节 归来的英雄 ........................... 111
第二节 升华的苦难 .................................... 122
第五章 从“人性”到“个性” ——知识分子叙事与“人的解放”...................... 133
一节 从“大写的人”到“个体的人” ............................... 133
第二节 复苏的情与欲 .................................... 140
第六章 知识分子的主体萎缩与精神困顿
第一节 消退的理想
新时期文学以来，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到现代派和前期的先锋文学，无论是控诉、批判、寻思还是叛逆和颓废的外表，文学仍然负载着和表达着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的主题，其整体基调是昂扬向上的，而从后期的“先锋文学”开始，直至新写实小说浪潮的出现，人性之恶、躲避崇高、告别理想成了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甚至小说也不再以人为核心来讲述故事，人在物质和欲望之中异化，文学中作为主体的人在沉没，人的主体精神在泯灭，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日渐萎缩，作家们纷纷放弃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迅速地走进了世俗的庸常，新启蒙以来艰难重建的人性意识旋即跌落，知识分子主体性在边缘化的忧惧中淹没于日常。
作为新时期重要作家，也是以表现知识分子苦难崇高著称的张贤亮，率先祭出了知识分子“死亡”的大旗，他自称是“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1]，这部作品就是 1989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习惯死亡》。在这部作品中，张贤亮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做了“先锋性”的尝试，作品仍然讲述了一个“文革”中受难的知识分子的故事，但“支离破碎”的形式和语言，一改原来严谨、沉郁、庄重的基调，以往那种以笔为旗参与社会、反思历史、叙写个人价值的昂扬斗志和理想主义消失殆尽，小说弥漫着知识分子痛苦、孤寂、冷酷、现实、无望，心灰意冷而又自抱自弃的思绪。
作品的主人公没有姓名，而是以“我”“你”“他”来代称，张贤亮说，“把此书主人公肯定为章永磷并不确切。他可以是章永磷也可以不是。”[2]我以为，他是章永璘是因为他也经历了苦难，他不是章永璘是因为他已不再相信苦难崇高。正是这种含混和模糊中，《习惯死亡》展示了一个经过“死刑（未成）”“自杀（未遂）”“死里逃生”等一系列死亡的“玩弄“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沉溺于性爱之中的知识分子的故事。
结语 时代•文学与知识分子的选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发生了一场伟大的变革，无论我们以何种立场进入历史，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时代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现代化的选择，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自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衰败之时起，中国被动的进入“现代”这一事实成为了一个“自足的存在”，按照韦伯的“祛魅”说，百年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选择与实践，都在“祛中国传统（前现代）之魅”，无论我们如何纠结于中西之争，但实际上“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1]当然，理论的预设并不代表现代性在中国的不辩自明，也不代表现代性是衡量中国所有问题的真理的尺子，现代性应该是中国理解自我与世界一致性的动因。从现代性发端自欧洲以来，它一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话题，但其核心内容是被普遍承认的：即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层面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以及与其配套的社会制度、知识发展、城市化、教育普及等方面的转变和进步。在思想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追求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当代中国亦是如此。我们无法忽略如下事实：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逐步过渡到一个与传统封建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尤其是“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剥离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论，逐步建构了以现代化为目标，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国家发展体系。随之发生变化的，是中国的社会结构、知识体系、科技发展、心理适应等一系列的改变。同时，这种实践层面的变化，必然要求思想文化领域对其进行“合理化”，无论是国家、知识分子还是社会大众，都形成了各自关于中国现代化/现代性的话语意识和体系——尽管这几种话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