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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若杂感时评与其小说的关系思考

日期:2022年03月15日 编辑:ad201107111759308692 作者:无忧论文网 点击次数:487
论文价格:150元/篇 论文编号:lw202202231930262125 论文字数:38885 所属栏目:当代文学论文
论文地区:中国 论文语种:中文 论文用途:硕士毕业论文 Master Thesis
时,所以《益世报》有着反封反帝的批判性一面。在此影响下其文艺副刊《益智粽》更注重现代性启蒙,为民喉舌。刘云若在《益世报》副刊上发表的文字多与《益世报》风格相一致,如《修暗沟》《扫除亲善障碍》等揭露军阀黑暗统治或日本侵略行径。而《北洋画报》兴起于二十年代民营报勃兴之际,画报的数量和种类逐渐增多,报纸的商业与娱乐色彩浓厚,在激烈竞争中天津报业愈加繁荣。此际一般的通俗报刊不可能在时事新闻上与《大公报》和《益世报》同日而语而取得相对优势,通俗报刊要想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就要找准自己的定位,这就意味着画报媒介及其作者必须在公众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群体上作出尽可能满足读者的努力。以《北洋画报》为代表的通俗刊物本身的定位与特点便与《益世报》等新闻报纸不同。创办人冯武越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北洋画报》的定位:“本报之唯一目的为注意艺术,而对于社会,亦唯求其艺术化而已”①。报刊的性质与宗旨影响到报人,刘云若在《益世报》上的文章更加贴近《益世报》本身的风格,而在《北洋画报》上的文章偏重于内容上的天津特色,所表现出的娱乐性和趣味性更浓厚,如《杨云史的新人》《从干闺女说到沙游天先生》更偏于“闲话”性质。虽然也有诸如《国庆的中山化》等讽刺时弊的文章,但与《益世报》时期相比明显减少,讽刺对象也发生变化,由国家大事转向天津小事,不谈或曲折迂回地谈论政治,更多地是围绕在日常生活或文学等软性层面话题上作评论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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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刘云若是一个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了巨大轰动的小说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小说,收获了众多“云迷”。同时,他也是报刊编辑、撰稿人,身兼作家与报人的双重身份。作为报人,刘云若写作了数量丰富的杂感时评,将刘云若的杂感时评与小说综合起来考察有助于尽可能客观全面地看待刘云若其人及其作品的文学品格。

刘云若在报上大量刊发小说起自于《春风回梦记》,这部小说是应《天风报》主编沙大风邀约而创作。1930 年,沙大风创办《天风报》,他邀请当时在小说界还是无名小卒的刘云若为自己刚创刊的报纸写小说,说明他洞察到了刘云若的写作潜力,或者说是从刘云若往日的杂感时评看到了其好文笔。事实上,刘云若也的确不负众望,“‘天风’因‘春风’而风行,‘春风’以‘天风’而益彰”。①在作《春风回梦记》之前,刘云若已为《大公报》“铜锣”专栏、《益世报》副刊《益智粽》等报纸写稿多年,后又在王小隐的推荐下任《北洋画报》编辑,在此期间,尤其是主编《北洋画报》时期,他不仅是编辑也是作者,不仅需要编校,还要撰文,他的写作能力得到了锻炼,写作风格逐渐稳定。可以说,早期的编辑及撰稿经历对其日后的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早期的文章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内化于表里的。

刘云若生于天津,长于天津,对这片土地充满热忱,天津是其创作中的重要一环,这就使得其杂感时评与小说在描写内容上有了相通之处。刻画天津卫的各色人物,记录津事,反映津貌,展示开埠后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城市空间成为其作品中的重要内容。又根据杂感时评和小说文体不同呈现出相区别,杂感时评更加尊重事实,注重客观再现,同样的人物原型其某种特点在小说中可能会被放大处理,得到重塑。而由于特定时代背景的影响,杂感时评中进行简化、隐含处理的事件则可以依托小说的虚构性的文体特征得以浓墨重彩地再度描绘。在天津沦陷时期,受日军严格管控言论的限制,在杂感时评中本应反映却未能出现的部分事件则可以借助小说弥补,小说在篇幅上的优势使得这些事件可以具体地展开,小说与杂感时评互相配合,很好地起到了为杂感时评“代言”与“补白”的作用。此外,小巷胡同、“三不管”等市井传统空间与公园、舞场等现代都市空间是刘云若作品中频频出现的空间场域,城市空间的背后体现的是作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感受,相对来说,杂感时评往往着眼现实,小说则沉浸在过去,作家本身立足于现实,思考着现代社会对传统的冲击,向过去看不仅是对怀旧情绪的纾解更是一种对文化理想的追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