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表征、深度思考以及保有自我个性的文化功能被电信时代的电视、电脑部分取代甚至被部分取消，人们的感知方式被电信技术改变，难以沉潜下来进行理性的思考，而现代意义上文学存在所需要的距离和壁垒也被打破，民族和语言的界限日渐消失，甚至连不同媒介之间的界限也再不明晰。更直接一点的依据在于作为大学教师的他看到了美国大学不再是原本只依赖国家资助的封闭象牙塔，而是更多地受市场和资本的侵扰，得其资助并为其利用。大学功能已经转变，人文学科由于原本为国家培育具有统一价值观的旧有职能不再切合需要，科研经费大大减少，雪上加霜的是年轻的大学教员研究方向也已经转向文化。米勒所述是从美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学科状况出发所做的判断，而不是我国学者们所认为的“米勒是要对整个文学现状做出一种普世化的论断”。虽然中国和美国同处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也同样经历着电信技术的崛起，但是适用于美国语境的文学终结论，并不能说明中国文学的现状，两国的文学学科处境截然不同。直接对原本的“文学终结论”进行批驳一方面误解了米勒结论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忽视了我国语境和米勒论述“终结论”具体语境之间的差异。语境不同，命题的真伪也会有所不同。就像数学定理中三角形的内角和是 180 度只成立于欧几里得几何学，在非欧几何学中原本的真命题就会成为伪命题。米勒传入的“文学终结论”原本是就美国现实而展开的论断，但由于进入中国时学者们将其作为了对当下全球文学现状的肯定性描述，因而米勒的同一种论说在两国有了完全不同的反应。美国学界乃至西方学界都没有产生很大争议，但在我国就掀起了轩然大波。
结语
“文学终结论”并不是一个本土命题，而是一个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的论题。一方面，在思想上由黑格尔提出、经丹托进一步发展的“艺术终结论”和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死了”都为“文学终结论”提供了理论资源，而德里达在《明信片》中所说的文学将不复存在更是“文学终结论”提出的直接契机，另一方面在现实中，20 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方后现代文化转向的背景下，文学和文学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此时米勒“文学终结论”的提出是美国具体文化背景和西方理论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的主要是西方文学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但是，此命题在进入中国后就迅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在之后更是掀起了一番关于我国文学及其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命运的热烈论争，使米勒与其“文学终结论”在中国来了一场“理论之旅”。不过，我们也要意识到“一种理论在中国的漂移杂糅本身并不是中国化，中国化也不等同于西方文论在中国漂移之后的变形。在西方文化仍处于强势地位的背景下，西方文论漂移到中国后，很容易被不加批评的照搬套用，而这正是当下中国文论界的致命伤。要使西方文论进一步中国化则需要更深的进入中国的运思方式、言说方式和话语规则，与中国的国情融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具有真正的中国意识。”①因此，“文学终结论”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它的提出让我国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有了更集中、深刻的思考，另一方面在于它的引进促成了对符合中国文学语境的“文学危机论”“文学边缘论”的讨论，以及在文学研究层面引起的“文学研究终结论”“文学研究边界”“文化研究转向”问题的讨论。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