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从文学史的视野出发观照知青文学中的“外来者”叙事，不难看出知青文学创作世界中的“外来者”叙事模式及形象，本质上是对现实世界中知青作家“外来者”身份认同及现实处境的镜像表达。“外来者”的称谓与指认影射着知青上山下乡、由乡返城的漂泊羁旅中与城、乡格格不入的现实经历，为我们研究知青文学提供了“外部”走向“内部”的独特研究视角。
第一章 知青文学“外来者”叙事的策略
第一节 叙事结构的渐次延展
知青文学的“外来者”叙事受到话语讲述年代的影响而呈现了叙事内涵的渐次深化，在叙事结构上体现为“居在——离开”、“离开——归来”及“离开——归来——再离去”的叙事结构的延伸。而伴随着逐渐延展的叙事链条的，是知青在城市与乡村二元空间的游移过程中，藉由观照时空的不同而渐然深邃的自我凝视与反思。知青文学“外来者”叙事结构的延展与知青的主体成长及历史反思的发展同构，其链条式的成长脉络深刻地记录了新时期以来城乡现代化进程中的冲突与互动，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经典叙事结构，揭示了特殊话语年代下知青文学主题的演变与深化。
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创作虽然连贯，但是枝节颇多，不太可能清晰地把握其叙事主题的流变轨迹。因而从知青文学“外来者”叙事的叙事结构的延展出发，从反思深度的角度入手探析知青文学与伤痕、反思、寻根等文学主潮的交构，则更便于我们读解其叙事结构的变动、延展所折射的知青文学主题的深化。
一、“居在——离去”的叙事结构
新时期伊始，最初出现在知青文学“外来者”叙事中的是“居在——离开”的叙事结构。新时期之初，从穷乡僻壤的刁难与政治纷争的涡漩中归来的知青自觉地融汇到“伤痕”文学控诉的语流中。“几乎此时所有的知青文学作品都是‘伤痕’的代名词，都体现出作者们对于乡村的拒斥和怨愤情感。在这些作品里，乡村不但是营造主人公人生悲剧的场所，其本身亦沦为了罪恶与丑陋的渊薮。”[1]“失城”的苦闷心境与“下乡”的艰难生存成为该时期知青文学“外来者”叙事的主题，乡村满是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与密布着重重考验的生存环境成为知青作家们痛诉锋芒的所指之处。
第二节 叙事人称的选择性
叙述人称的运用本质上反映着作家对主体视点的选择，暗含着作家的写作意图乃至话语立场的选择。而知青文学“外来者”故事中的叙事人称和视点的选择经历了有意味的变化。城乡的飘荡间，知青文学“外来者”叙事对叙述人称的选择中隐含着知青作家的主体意识的移异。新时期知青文学“外来者”叙事的人称转变并非绝对性的——并非所有知青作家在同一时期皆出现叙述人称的集体转变，叙事人称的转变在同一作家身上也未形成常态。但以时间为线索观照知青文学作品的序列，新时期知青文学“外来者”故事中的叙述人称确实呈现了某些具有规律性的变化，成为我们读解知青作家内在心灵的一面窗口。
一、“冷眼旁观”的第三人称叙事
新时期之初的知青文学在与伤痕思潮的交构中始终存在着身份的尴尬，新时期作为“每一个个体均要在新的身份结构体系中建立新的认同并谋求国家的制度性‘承认’”的年代，知青游移于城乡之间“外来者”的现实处境，以及历史运动中可疑的“前知青身份”都迫使知青们急需回应意识形态的“传唤”，并获得“党父”的宽宥。[1]尽管于伤痕文学思潮下知青作家们的写作中，知青作家们的“外来者”身份意识并未得到明确，但其创作明显受到强烈的情感与倾诉欲望的驱动。
以《伤痕》《在小河那边》《聚会》《生活的路》为代表，痛陈青春岁月荒废在山野之间成为这时期知青文学的普遍情绪。理想破灭与受到时代浪潮裹挟而障目的知青作家感受的不仅是被辜负后的“愤怒”，更有受欺骗后的“屈辱”。“愤怒”的表达尚且可以找到向外倾泄的对象，而“屈辱”的表述必将指向知青作家内心世界的自我盘问、自我分析乃至自我反省。对于历史的“受骗者”而言，重述前史无疑要迫使他们逼视历史中的自我的真身，正视盲从历史而不得不担负的责任，吞咽虚耗青春而带来的苦果，这无疑是他们不愿承认和力图规避的。
第二章 知青文学“外来者”叙事的动因
第一节 “局外身份”的悬浮与焦虑
纵观知青作家的文学书写及其命名，我们可以品察出“知青”这一身份对其文学书写及定位的重要影响。以身份认同的理论揭示知青作家在新时期普遍“外来者”叙事模式结构故事的内、外在原因，无疑可以成为揭示知青文学不同于新时期其他写作群落特质的一个切口。“外来者”对于知青而言不仅是事实层面的身份属性，而且也折射了他们由此积淀而成的“局外”心境。游移于城乡却无处寻觅归属，无法“落地”的焦虑成为了知青作家的群体心态。
一、“乡村外来者”的冷眼旁观
知青文学脱胎于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政治活动，城乡经验的交织让知青们在两种文明的夹缝中不断遭受着身份错位的困惑之思。由城到乡的空间位移使知青们倍感身为“外来者”的尴尬：“乡土社会是一个亲密的社会，这些人却是‘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1]即使知青们在“上山下乡”的磨砺中逐渐与乡村世界建立起了现实的联系，但他们指向城市的文化认同却难以更易，使他们作为“外来者”的现实位置与身份认同之间产生着深刻的冲突，真实自我与想象自我之间的隔阂使知青难以挣脱陌生感的沉重负累。基于既有的知青文学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归属于知青作家这个共名下的创作主体的身份界定是模糊的。尽管被以“老三届”“六九届”等代际特征加以区分，或以男、女两性的性别特征进行分辨，但知青隐没在历史中的身份差异却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辨明。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首批响应国家的召唤被下放到农村的，是农村户籍的知识青年，也即原籍即为农裔的知青。“回乡知青基本上是被作为农民对待的，对知青的一切政策很少顾及到他们。”[1]他们时而与城市户籍的知青共同被归置于“知青作家”的共名下，时而又与农村出身却并无求学经历的乡土作家们并列。然而正如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言：“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2]农籍与城籍的身份差异带来的不仅是成长经历、文化背景及具体待遇的不同，更影响着知青作家对于乡土的情感和对现代性的理解。
第二节 “原乡情节”的执着与失落
王德威指出，文学意义上的“故乡”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它代表了作家以向往的生活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认同，构成了文本叙述中深层的启动力源。[1]“原乡”并非是地理学意义的故乡，因而“原乡”之于人便不是天赋的、定型的、稳定的概念或实体，更是一种寻找和确定文化故乡的行为。而“情结”在心理学意义上而言，指的是潜隐在人类的心理状态中的，由信念及情感组成的强烈无意识冲动；弗洛伊德在阐释“情结”时也指出，它是由集体无意识感觉和信念集成的心结，以冲动为动力在人的无意识领域发挥作用。因而“原乡情结”指的是潜隐在人心中的，以对乡土的深切眷念及信念而产生的集体无意识冲动。对于知青作家而言，他们受历史裹挟而散落到陌生的乡土，因时代的错位而搅乱了生活的轨迹。城与乡之间的位移让他们永远是居在空间的“外来者”，他们对“原乡”的寻找并非现实层面的，而是精神层面的。因而他们“原乡”情结萦绕的基点是格外复杂的：他们在疑惑中寻觅的并非抵达“原乡”的路径，而是何处是“原乡”的迷思。
一、“借问乡愁何处寻”的失落与悖论
纵观中国百年文学中“原乡”叙事的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其建构的始点无一不是“原乡的迷失”，寻觅“原乡”的精神乡愁围绕着一个本源性的失落点加以组构。在这一结构中所建构的“原乡”空间，可以视为是对溯源的虚构，或者是怀缅失落之本源的怀旧情绪。而反观现代文学中的“原乡”主题书写，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母题生发的起点具有普遍的相似性，都是创作主体居于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异质文化空间，精神的焦虑与认同的流失使他们必然在“借问乡愁何处寻”的追问下，通过寻觅一个精神上的“原乡”慰抚自己“失乡”的焦虑和痛楚。
第三章 知青文学中“外来者”叙事的效果...........................74
第一节 创设冲突与叙事张力...................................74
一、冲突对峙间的叙事张力.............................74
二、新城市经验及文化空间的生成...............................77
结语...................................94
第三章 知青文学中“外来者”叙事的效果
第一节 创设冲突与叙事张力
创设制造冲突并在二元空间、两种文明之间的碰撞间形成叙事的张力是“外来者”叙事模式最显见的叙事功能。“外来者”们时常闯入某个封闭的空间群落，如同投在死寂的沉潭的一粒石子，使静止的生活泛起巨大的涟漪。由此密闭空间内的生活百态便以变幻着的千张面孔展示在人们面前，服务于作家对空间生活图景的描摹和揭示。
一、冲突对峙间的叙事张力
“外来者”的眼睛对闯入环境的社会风习与生活场景的全貌的“审视”中，也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情感情感态度，成为现代性的背景下“自我”的表述方式。独特的乡土文化范式为寓居封闭乡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知青作家提供了鲜活的创作资源，知青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经过知青的“陌生化”书写形成了巨大的话语张力。如晓剑的《世界》中，景颇族人对自然原始力量的崇尚与知青们“改造自然”的雄心截然相反，少数民族原生态话语与知青话语构成了不同文明之间碰撞的叙事张力；张曼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中，傣族少女“碧郎”们对原始图腾与自然的崇拜，让身为汉族的女知青李纯潜意识地将自身置于“共同体”之外，但又不自觉地在情感与精神上与族群共鸣，映射着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汉族文明与少数民族文明之间撕裂与弥合的复杂关系。
“外来者”在“上山下乡”的历史运动中业已深刻地体察到了，个体乃至青年群体是无法抵御主流话语与历史强大的异己力量的。于是在与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