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与城的转喻：光暗交织的色调与“摩登”身体的都市化 ..... 63
第四章 形象表征与文化意指：“摩登女郎”的文化身份建构 ............... 85
第一节 转嫁焦虑的“替罪羔羊”：国族叙事中的民族身份 ............. 85
一、形而上的“国货运动”与游移不定的身份指认 ............... 86
二、换装与“摩登女郎”的民族身份认同 ....................... 92
结语 ................ 111
第四章 形象表征与文化意指：“摩登女郎”的文化身份建构
第一节 转嫁焦虑的“替罪羔羊”：国族叙事中的民族身份
半殖民地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清末和“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热衷于以洋装来改造民族身体，重构文化身份；进入 1920 年代，随着文学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开展，文化立场倒向“外洋”，因域外文明浇灌的身份焦虑得以释放；到 20 世纪 30 年代，对本土、民族以及传统的强调成为文化建构的中心任务，包含“西方”和“东洋”的混杂文化形态受到质疑。同时，异域的文化印记和欧化程度较高的生存环境为知识分子带来“身份认同的焦虑感、悲怯感和不确定性”①。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问题焦点，重塑社会舆论，缓解身份焦虑。“摩登女郎”兼具中西双重文化身份，仿洋、享乐、消费的生活方式有悖于民族传统的宣扬和民族品格的锻造。加之，1930 年代正是“摩登女郎”文化潮流在资本主义世界高歌猛进之际。这种特殊的身份政治和话语背景，容易引发有关“摩登女郎”的社会公论。“摩登女郎”也就成了知识分子转嫁身份焦虑的绝佳选择。可以说，20 世纪 30 年代“藏污纳垢”的“摩登女郎”就是知识分子转嫁身份焦虑的“替罪羔羊”。
一、形而上的“国货运动”与游移不定的身份指认
1930 年代，声势浩大的国货运动寄托着知识分子经济救国的民族国家理想。女性作为“民族主义消费者的理想代表”①，与国货构成了一个“问题场域”，提倡、推广国货的方式中隐含着重塑妇女形象的动机和意愿。1934 年被称为“妇女国货年”，妇女与国货的关系被反复言说。诸多文章②将消费洋货与国族存亡联系起来，提出一味地消费洋货有着“亡国灭种”的风险，号召妇女担负起“国货救国”的重大责任，积极从事“国货救国运动”③。有论者站在妇女的立场上，从国家振兴和妇女自强的角度提出家庭主妇使用国货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替国货的出路，打出一条新生命”；另一方面是“替一般的妇女，洗涤那‘女子是洋货的推销员’的奇耻大辱”。摩登主妇可通过言语上的劝诫和行动上的引导劝导丈夫使用国货。④《国货和妓女》中，该论者又以妓女比附洋货，进一步深化了国货与妇女的关系，认为女性对洋货和国货的选择关系到个人荣辱以及人格、尊严和身价的涨跌，甚至提倡以“穿洋货的女子是妓女”的极端观念来刺激进而转变大众的消费心理。⑤这些言论不仅壮大了“国货救国论”的声势，也强化了“妇女救国论”的感召力。
结语
“摩登女郎”“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汇聚到一起的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的产物。”①无论从中国还是从世界来看，她都是一个充满着悖论的复杂形象，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女性主体的建构来讲，“摩登女郎”不同于传统女性，“是尊重自我的全新的女性”②，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有着自我主体性，是作为一个“人”的存在。讨论“摩登女郎”的主体性，不得不考虑民主宪政理念之下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首先，在新文化运动思想的指导下，女性走出家门，走入公共领域的思想和社会实践为“摩登女郎”在中国的生长提供了先在条件。事实上，“摩登女郎”本来的意指是从五四走来的“现代女性”。但如第一章所梳理的那样，“摩登”和“女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德贞操观念关联甚深，内涵和外延的现代转向更是离不开妓女形象的赋意和传输。故此，“摩登女郎”概念中包含着妓女的娱乐性和性服务的色彩，从而改变了“现代女性”或者“新女性”追求解放的成分，“摩登女郎”的社会身份也就模糊不清。在这一表象之下掩盖着三种女性：“追求并促成了社会变化的知识女性、作为社会变化的直接受益者的女学生和仅有摩登外表的服务业的‘摩登’模样的女性。”③其次，塑造“新国民”，构造“新民国”是国民革命的主要目标，但这“新国民”又是有着性别区分。陈独秀曾倡言，走向国民革命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伦理革命，其结果是儒家伦理的精神大厦被彻底摧毁，但新的女性伦理却并未建立。在这个青黄不接之时，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刺激之下，深潜女性生命根底的本能欲望得到了释放。如此，中国女性文化发展、演进的内在主体性就成为不可回避的原点问题。不可否认的是，“摩登女郎”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迷恋和享受，以及 1930 年代的种种言说，都昭示出这类女性形象在现代文化、文学领域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她们的身上能够透视女性的生存状态。
“符号的操演与主体选择之间并不是随意自主的关系，而是社会话语作用的结果。”①中国“摩登女郎”是在西方势力影响下而产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作为西化符号而存在。“摩登女郎”的文学构型，正是以中西混杂的文化间性为重点，呈现出文化身份的错位与撕扯，以此丰富了现代文学的阐释空间。总体而言，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摩登女郎”对西式生活的艳羡、追慕和迷恋，有效扩张和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具体表现为摩登女郎“无家”的生活状态和对社交空间的占据。二是“摩登女郎”的塑形改变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女体书写的模式，重构了女性的生命伦理，具体表现为“摩登女郎”社会关系或者说是血缘关系的单一化。在诸多文本中，“摩登女郎”的社会关系都是围绕男性建立起来的，切断了她们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血缘联系。三是为女性参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开辟了新路径。这一点是基于“摩登女郎”跨文化、跨国界的存在形式而言的，具体表现为将“摩登女郎”作为国族象征被置于国别、种族的关系网络或者异域空间。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