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张楚以平视的视角，悲悯的情怀讲述这些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故事，因为他相信，也试图让读者相信；“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坏人，只是这个世界改变了他。”③所以张楚小说中没有纯粹的恶，他剖析恶人之所以变为恶人的原因，剖析杀人者、自杀人选择死亡的原因，展示生命的悲剧，用诗性装点死亡。
第一章 作为表象的死亡
第一节 地震
1976 年 7 月 28 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 7.8 级大地震，地震造成了 24 万人死亡，16 万人受伤。地震作为自然灾害的一种，破坏力是瞬间的和巨大的，对人生命的剥夺也是无情的和残酷的。地震中的死亡书写也是经常出现在张楚小说中的。
张楚出生于 1974 年，1976 年唐山大地震时他只有两岁，父亲在北京当兵，母亲抱着他从窗户里跳出来，“邻里之间的相互救助和解放军大力救援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母亲，以致日后成为她一个感恩的话题。”①虽然两岁的张楚并不能十分确切地记忆地震的景象，但确实成为他依稀的梦魇，作为“潜意识”留在记忆的深处。他的作品中经常会提到那场地震。在《刹那记》中张楚描述地了地震带来的惨象：“一九七六年地震，整座城市死了二十四万人，据说当时天崩地裂鬼哭狼嚎。”②在《火车的掌纹》中描述了人们对地震的恐惧：“这恐惧已经根深蒂固，仿佛在不久的未来，总有地震在黑暗处等候着他们。而他们的生命，亦只是在预支着虚假的甜蜜和幸福。”③《大象》中提到的地震：“这座城市三十多年前发生过二十世纪全球最惨烈的地震，政府公布的数据是七点八级，实际上是八点二级。在这次地震中，二十四万人死于睡梦中，他们赤裸的身躯被钢筋水泥压成馅饼或皮影；”④张楚笔下的地震只是只言片语，他很少会以真正的大地震为主要背景来书写故事，而是将碎片化的地震书写散落在他每篇故事的角落中，大多是以主人公对这座城市的回忆或者介绍展现出来。它虽然不是大篇幅的地震书写，却能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印象，地震所造成的惨状也会给原本平静的故事叙述掀起波澜。张楚的地震书写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作家潜意识的表现，张楚作为唐山人，作为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虽然地震时他只有两岁，但大地震带来的冲击和后续的影响都会形成作家的潜意识，就像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早夭的小女孩一样，会不断出现在他之后的写作中；其次，大地震是一件有地缘标志性的事件，当一场大地震成为一个地区所有人的共同记忆时，它也暗示了故事的发生地，地震的出现代替了地名，用一种更加引人注目的方式提示了地名；最后，大地震带来的死亡是残酷的与无差别的，将这样的死亡插入文本中，不仅为故事蒙上了灰色的色调，还与文本中的其他死亡呼应对照。所以大地震带来的死亡也是张楚小说死亡书写的重要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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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凶杀
凶杀案是社会暴力事件，一般会带给人恐怖血腥的感受与想象。70 后的一批作家中有很多书写凶杀案的作品，例如阿乙的《意外杀人事件》（原载于《人民文学》，原名《那晚十点》）讲述一个神经质的外地人在丢钱之后上报无门，绝望中连杀六个红乌镇居民的故事，小说的前六部分以人名为标题分别讲述了六名被害者自己的故事，最后一节中从杀人凶手的视角对整个凶杀案的现场进行还原，描述了杀人者的心理和杀人时的恐怖场面。曹寇的《市民邱女士》中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名城管失手杀死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这些凶杀案虽然说是意外发生的，但其中都有诱发凶案发生的原因，外来打工者李继锡丢掉了拼了命才拿到的三千元钱，又被公安部门以管辖范围不同而拒绝帮他找钱，精神崩溃继而冲动杀人；城管自以为善意的行为却招来了小贩的怀疑，愤怒之下失手杀死了小贩的女儿，城管与小贩这两个团体一直以来的不信任和敌对是事件发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些社会矛盾、个人矛盾、人物失常的精神通过导火索成为诱发凶杀案爆发的内核。作家在写这些凶案的时候，对凶案本身的刻画着墨较少，很少对凶案现场、杀人过程给予更多的关注，而是转换视角，更多地从杀人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案件的发生过程，因为作家不是在讲述社会事件，而是探寻凶案背后暴露的社会性、人性问题。
张楚的小说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但他更擅长于把凶案隐藏在平静、日常的描写之中，擅长把凶手伪装成生活在你我之中的正常人，他们总是没来由的仓促、恐慌，这些危险、不安的情绪通过文本的缝隙传递出来，暗示着凶案即将被揭开。“张楚的小说总是令人坐立不安，那从寂静深处流溢出喧嚣的杂语和嘈杂之声，经常把我们的阅读带入一种恐慌性的反应之中，我们隐隐约约地感到此中有什么隐情或有什么可怕之事将要发生。”①。张楚小说中的凶杀案大多时候不会作为主线出现，而是作为暗线，或者意外事件突然爆发，凶案蛰伏在文本的角落里，危机与伏笔埋藏在段落之中。《细嗓门》是一篇很典型的把凶案藏于暗线之中的小说，故事从一个火车站的饺子馆开始，火车站是个鱼龙混杂，嘈杂肮脏的地方，醋瓶里的苍蝇，擦嘴用的厕纸，服务态度极差的老板娘，林红出场所处的环境充满了喧嚣。除了开篇的火车站之外，张楚还在之后描写了另一个嘈杂混乱的场所：演唱会。
张楚小说创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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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被强化的死亡诗学
第一节 “死亡”的表达方式
死亡是一件引起人恐慌、害怕或者悲痛的重大事件。当死亡的发生离我们很远，死亡的主人公是陌生人时，它带给人们的感情冲击会相对较弱，反之，越亲近的人，越是发生在身边的死亡，它带给人们的情感冲击就越大。在张楚的小说中，有被听说的死亡，被看见的死亡，还有被参与的死亡，不同的死亡表达方式在叙事上有不同的表达效果，带来不同的叙事距离，也会带给读者不同的阅读体验。
早期叙事学发展中，叙事距离往往被看作叙事技巧的应用，叙事距离在叙事学中的重要性可以从叙事学先导热奈特那里找到依据。热奈特从最初的在《叙事话语》中将叙事距离界定为调节叙事信息的手段，发展到后来在《新叙事话语》中将其界定为衡量叙事信息的范畴，这样的转变对于我们研究叙事文本提供了更广阔的解释空间。被听说的死亡从叙事距离角度来说是最远的死亡，被看见的死亡较听说而言叙事距离更近一些，被参与的死亡就是身临其中的，和死亡接触的距离了。对死亡不同的表达方式使得死亡书写带上了某种诗意的氛围。
一、被听说的死亡
《在云落》、《关于雪的部分说法》、《野象小姐》等小说是非常明确地展现了被听说的死亡。张楚的小说很少是单一的线性叙事，一般是由多个人物，多条故事线通过不同的时空交错穿插进行。这些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焦点，从“我”的视角对某个特定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进行阐述，也通过“我”的视角听说故事中人物的死亡消息。同时，“我”也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出现，也有自己的故事主线，和被阐述的主人公形成呼应或者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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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死亡”背后的深意
张楚笔下的死亡故事大多发生在小城镇，对小城镇的书写是其小说最大的特色。在死亡事件发生的背后，有很多对小城镇中被挤压空间的书写，人物精神荒疏的刻画。这些都是死亡发生的背后的原因，它们的存在从外部到内部给予这些小城镇中的零余者们充分的绝望与压力，是“死亡”背后的深意表现。
一、小城镇中“零余者”们的生存状态
生存状态主要从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空间与精神状态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1、生存空间的挤压感
人物的生存空间更多的指的是张楚对小城镇这个地理空间之下所包含的各种空间的刻画。小城镇是一个和城市与乡村都存在距离的社会空间，它既没有都市光怪陆离的繁华与喧闹，也没有乡村田园生活的宁静与平和。正如张旭东在《消逝的诗学》中说：“‘县城’作为一种社会图景的特异性，不仅是它就社会经济和地理的意义上说无处不在……也在于它很少被电影和文学所表征。”②张楚出生在唐山市的一个小县城，成长与毕业后工作都在县城，他对县城的了解是很深的。张楚小说中的大部分故事都是发生在小城镇，或者是小城镇边缘的乡村。他所构筑的这个文学空间的等级划分不确定，一会儿是更加偏向乡村的乡镇，一会儿又变成更加偏向城市化的县城，它们经常会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如桃源、云落，使这些地方听起来像是一个充满诗意与想象的空间。然而在作家笔下，这些中国北方的小镇一直都被一种灰仆仆的色调笼罩着，它迷乱、粗俗、浮夸、暧昧、无聊，带有从乡村过渡到城市的普遍特征。
街道是每一座城市的脉络，也是每一个地方的血管。在大城市当中，街道是四通八达的，马路是宽阔有序的，而街道上矗立的也都是高级奢华的饭店。邱华栋的小说《手上的星光》中描写了大城市的街道景象：“有时候我们驱车从长安街向建国门外方向飞驰，那一座座雄伟的大厦，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贵友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一一闪过眼帘，骑车旋即又拐入东三环高速公路...”①在大城市的街道两旁矗立的都是这些高级的酒店，邱华栋在这里一一将它们的名字列举了出来，使读者仿佛乘车跟随他们一起在高速路上欣赏着这些高档酒店和大厦，欣赏这钢铁丛林的景象。而小城镇当中，在街道两旁看到的景象却是和大城市完全不同的。在《七根孔雀羽毛》中，通过宗建明的视角可以看到小城镇的街道景象：“譬如，农贸路有两家粮油店，一家‘老百姓’，一家‘绿色贵族’；文化路有四家卖‘板面’的，一家河南人，两家安徽人，还有一家是成都人；低档红灯区都在粮食局后面的胡同里，小姐平均年龄都四十岁朝上，满脸褶子，如果你站在她们身边，能听到她们脸上的香粉‘噗噗’落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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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以死问生：死亡的对应与反射...................................38
第一节 死亡之对应：性爱描写的波峰与波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