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老舍文学创作中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一方面是来自于老舍亲身参加抗战，了解国家和民族需要民族精神来唤醒民众，另一方面来自于老舍自身的家国情怀，他寄希望用传统文化中人性之美来消解现代化进程中的所缺乏的裂隙，也通过现代性的反思摒弃掉传统文化的消极被动的因素，也是老舍文学创作的基本观念，老舍对民族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利用幽默风趣的寓言对当时普遍存在国民身上的弱点提出批评，对国家社会发展表现出担心与忧虑，同时对青年一代寄予希望，青年是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国家的独立富强与繁荣需要青年力量，教育对青年的影响就十分重要，青年要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不能固守传统道德思想，而要具有全球化的视角，用现代性思维来看待世界。
第一章 老舍长篇小说中民族意识的文化溯源
第一节 儒道文化的滋养
老舍民族意识的形成离不开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儒道文化，尤其比较于其他传统文化的消亡，儒道文化在当今依旧有卓越的生命力，老舍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儒道文化，如儒家文化中倡导温良恭俭让的美好品德，道家文化中遵循自然共生的和谐关系等，这些都是老舍小说中常见的文学表达，本节将从儒道文化中的孝文化、女性文化以及官文化三个视角来追溯老舍受到的儒道文化滋养。
在老舍文学作品中非常注重孝文化的传播，孝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汉代还曾出现过“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纲领，孟子曾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长幼态度，道家文化中也有尊老重老的传统，“百善孝为先”也是在教育孩童的基本知识，孝顺表示对长辈的敬爱与顺从，老舍童年时受到宗月大师的捐助得以进入私塾学习传统文化，加之从小由母亲一人带大，老舍对自己的母亲是非常敬爱与孝顺的，在《我的母亲》一文中，他说：“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2]，这足以见得母亲在老舍的生命中的重量，在现实生活中，母亲对家中居住的姑母敬爱有加，影响着老舍对于孝的认知，在作品中常常会看到关于人物是否重视孝道的描写，敬爱长辈、孝顺老人成为了老舍赋予其笔下人物的优秀品质之一，最典型的便是《四世同堂》中祁家，祁老太爷一心盼望着自己的大寿，他极其注重家庭观念，想要四世同堂、其乐融融，祁天佑、祁瑞宣父子二人都是传承孝文化积极践行者，他们尊敬老太爷，即使是家庭面对最困难的粮食危机时，他们也选择为老太爷过寿，他们以长子长孙的身份坚守着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始终维护着祁家家族在小羊圈中安宁与稳定，《二马》中马威对于父亲马则仁也是极为恭顺，对待父亲始终是言听计从，在和玛丽对话时听到对长辈忤逆话语时，马威立即纠正，马威对待父亲是尊敬与孝顺，他知道父亲不会经营生意，为了生活他暗自找到李子荣，希望可以帮助自己父亲经营古董店，他为了成全父亲与温都太太的爱情而放弃自己与玛丽之间的互相爱恋，马威的身上很明显继承了中国传统孝文化，《骆驼祥子》中，虎妞作为家里的独女，母亲死后，虎妞每天和自己的父亲生活，为了缓解父亲开车行压力，帮助父亲一同管理车行生意，她形成强势与跋扈的性格，到了合适的年龄也没有结亲，直到遇见祥子，她看中祥子作为乡下人浓厚朴实的性格，孤身一人是可以帮助自己照顾父亲，虎妞与父亲虽然在某些小事上意见不一致，但是虎妞对待父亲也表现出传统文化的孝文化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对于生身父母还是族中长辈，在老舍的作品中都表现出孝文化的含义，在《老张的哲学》一文中，李静和李应姐弟两人因父母去世，同叔父一起居住，他们对待叔父就像对待自己亲生父亲一样，而叔父也是尽力为两个孩子着想，姑母在虽然受到传统思想的禁锢，其出发本心是善良，在《牛天赐传》中，牛天赐虽然是牛家的养子，但是天赐始终对待两位老人如亲生父母，在牛老太去世后，牛天赐更是犹如亲生儿子一般照顾着牛老者的生活，虽然知道自己并非亲生，但是天赐依然用感恩的心去照顾牛家，这些足以见得老舍孝文化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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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满族精神的传承
满族是当今社会为人们所熟知的少数民族之一，因为这个民族在中国封建制度走向没落时，建立将近三百年的清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制王朝。满族精神来源于满族先民文化的传承，满洲族的先民们曾经生活在我国现今东北松花江和牡丹江流域，以捕鱼、狩猎等原始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不同于地处黄河长江的中原农耕民族春种秋收的生产方式，顺四时而生，渔猎民族更多地是依靠自然繁衍生息，这种生产方式带有极强的不确定性，这种依靠自然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当地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热爱自然的民族心理，而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萨满教，萨满教义规束着人类的活动，它教导人民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宗教文化形成满洲先民们更加自由奔放、粗犷豪放、勇猛无惧的民族性格，同时，为了实现与自然长久和谐相处，满族精神又形成具有顽强坚韧、宽容忍让的民族特征。后人有诗赞叹清初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果断决心：“七恨兴兵起壮猷，八旗猛士忾同仇。汉高明主非王种，许我夷龙御九州”[1]，这种流淌在八旗士兵血液里勇猛拼搏的精神，使原本处于衰退地位的封建社会再次出现了媲美鼎盛时期“开元盛世”的“康雍乾盛世”，老舍作为满族的后代，在面对民族危亡之际，他要将骁勇善战、忠君爱国的满族文化精神在这种民族危机时刻再次宣扬，他把百姓生活真实经历放到文学作品中，寄希望于当时国人依然可以像先辈一样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满族精神重新绽放出光芒。在老舍长篇小说作品中充满着对满族精神的传承，是老舍对自己民族最后的记忆，带有满族精神的文学创作是老舍对于本民族文学的留念，他将自己热爱的满族精神写进文学作品中来作为残酷的社会现实与个人理想主义间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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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长篇小说中民族意识的多样态呈现
第一节 日饮清泉伴古松——传统文化的审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自由民主的新思想，与此同时，封建文化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辛亥革命时期提倡排满兴汉，断发易服，满族成为当时社会最为嗤之以鼻的两个字。老舍是一位满族人，是一个真正的旗人的后代，但是在老舍早期作品中只能感受到老舍对满族的朴实描写，对传统文化的中肯评价，初读老舍的作品大概和普通汉族作家书写无二，并没有体会出老舍在文学作品中的满族书写特征。老舍出生在地域文化鲜明的北京城，而后又在山东济南、重庆、英国伦敦、新加坡、美国纽约等地有生活经历，丰富的生活阅历使老舍接触到了不同风土人情、宗教、地域和民族，也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
一、善恶交错的人性书写
阅读老舍作品，无论是作品题材如何，老舍都给赋予人物善与恶的交错。所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没有纯粹的“好人”也没有完全的“坏人”，“好人”有各种各样变“坏人”的理由，而“坏人”某些时候也会表现出“好人”的善良与热情。“好人”与“坏人”之间往往是一体的，形成老舍式文学人物的一个特点。对传统文学中树立正面人物唯善塑造、反面人物唯恶塑造加以变革，使得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性、真实性，人物性格特征的塑造与老舍个人心理是相关联的。
首先，老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孟子主张人的本质是善良的，单纯的，是经过社会世俗的经历才使人的性格改变，于本质上都是至纯至善，与孟子相反的荀子认为人性的本质是罪恶的，要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教育，改变这种天性，逐渐成为一个社会上品性端正的人，接受儒道传统文化教育的老舍反思善与恶之间的界限，人的本质并无善与恶，而是二者的矛盾结合的统一体，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之时，老舍的“小说创作更加集中在对道德文化的开掘，特别是历史前进与道德式微之间的二律背反，成为他的小说创作隐藏的一条精髓”[1]，就犹如《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因为祖父祁老太爷是一位非常传统的老人，祖父热爱生活，最想要的就是家庭和睦四世同堂，但是战争使家庭支离破碎，使亲人骨肉分离，面对战争的现实，大哥祁瑞宣为了祖父选择了对于家庭的坚守，是善；背弃了自身对于实现民族解放满腔的报国热情，是恶，但是善与恶的选择之间没有完全的界限，老舍通过祁瑞宣的人物性格对传统伦理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在国家危亡之际，遵守传统家庭伦理的要求应该根据现实发生改变，只有突破家庭伦理的束缚，才能实现救国的理想，才真正地是对家庭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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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精神不死天难夺——家国情怀的抒写
老舍是一位怀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作家，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就能够感受他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和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国家经历战乱时，他以笔为枪号召全民族统一抗战，创作出《四世同堂》《骆驼祥子》《鼓书艺人》等文艺作品，在民族解放，国家百废待兴之际，他用笔绘画出新生活的美好画卷，创作出《方珍珠》《龙须沟》等展现新社会的话剧。老舍始终怀着一颗饱满爱国之志在书写自己的家国情怀。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看见年老者对于国家对于民族的不屈气节，也能看到青年一代对于国家民族独立富强的坚守与探索。
一、末世匠人的“不传”
家国情怀是大多数现代文学家创作的基本母题，因为对自己国家的爱与眷恋才会产生出一篇篇彰显家国意识的文学作品，现代文学史上，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开始对国家民族的忧虑，老舍亦是如此。无论是在英国创作的《老张的哲学》还是归国后创作的《四世同堂》，老舍始终关注着中国人的国民精神，尤其是处于生活底层的市民。老舍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尤其是传统的曲艺，相声、大鼓书、京剧、评书等传统艺术形式，老舍都有所涉猎了解，他关注在战争时期这些底层艺人的生活，一方面是来自对自己同胞的关心，另一方面则是自己对传统艺术的热爱。因为在人们的基本认知中，唱戏的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