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在研究严歌苓小说中对身体叙事的运用之外，更关注到了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思想内涵。严歌苓的女性主义是“狡猾”的，她对人性的洞察是敏锐的，她的政治历史观念是独特的。严歌苓洒脱的性格促使她始终愿意不断尝试新鲜的事物，丰富的生活体验也成为了严歌苓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相信严歌苓仍将不断突破自己的文学创作，发表更多优秀的作品。本文虽写到严歌苓女性意识的嬗变，但这种变化目前只在少量作品中出现，本文的论述不算全面深刻，因此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不断跟进和关注其之后的作品加以深入分析。
第一章 以身体言说和构建女性主体意识
第一节 自我意识：追求先天的本我
真正能够表现女性自己的绝不是那些男性基于自身想象和需要而塑造的女性形象，而应该是从女性自身出发不为了迎合和满足他人的自觉的女性形象。当女性拿起笔来书写自己时，才有可能呈现出真实的女性形象。严歌苓在塑造女性时有意塑造这样一种不受后天雕饰，自然而然形成的女性形象。她采用身体叙事的策略，通过女性身体和身体经验塑造一种纯天然的女性形象，这种方式无疑更能体现女性的自我意识。
一、打破女性身体的规约
在男权占据绝对话语权的时代，女性始终被当做男性的附庸，甚至在自身形象的塑造上也同样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女性身体成为了男性打量的对象和想象的空间，他们基于自身的审美爱好对女性身体形象进行塑造和规训，试图打造一种依附于男性的“柔顺服帖”的规范形象。这样的审美特征同样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男性作者的文本中大多出现的是一种林妹妹式的柔弱病美人形象。在体态上要如弱柳扶风，呈现一种小鸟依人的状态。在性格上要骄矜温柔，不张扬造作。这样的审美标准不仅受到男性的追捧和喜爱，也对女性产生了及其深广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女性群体也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并以此作为标准规训后世女性。当然除此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花木兰式的女英雄形象，她们同男人一般勇武刚毅，也可以同男人一样闯荡一番事业。这样的形象通常出现在历史故事中，看似存在一种男女平等的思想，剥开这层外衣其内里隐藏的其实仍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有意驯化。这些女英雄大多是替父替夫从军打仗，她们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名利地位，只是承担起替父兄丈夫完成使命的责任。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要女扮男装，磨灭自己的女性特征。在父权鼎盛的时代女性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的，所以只有通过假扮男性才具有与男性同场竞技的机会。一旦完成任务，政治身份便失去了合法性，必须放弃一切成就重新回到家庭中继续扮演传统女性的角色。这样的形象之所以能在男性掌握绝对话语权的社会环境下流传下来，正是因为其背后表达的绝不是女性独立意识，而是三从四德对女性的变相规束。变成男性才能拥有权利本身就说明了社会权利分配的不公，在赞扬这些女性时也要以男性作为标杆，似乎只有接近男性才代表拥有不凡的能力。从这样的意义进行解读就可以揭开所谓“不逊男儿”的伪善面纱，女性的伟大和优点竟被虚假的夸奖所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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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母性意识：理想母性的可能性存在
研究严歌苓的小说，女性始终是难以绕过的一个关键。作为当代焦点性华文女作家，严歌苓创作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女性人物，以女性的视角关照人与人，人与历史，人与世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严歌苓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一系列的“地母”形象，陈思和先生在评价《第九个寡妇》时将王葡萄称为“地母”，并指出：“葡萄这个艺术形象在严歌苓的小说里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是作家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1]小渔、扶桑、王葡萄、田苏菲等一系列女性都呈现出具有神性的特征母性光辉。追溯严歌苓创作这一系列人物形象的源头我们可以发现母性是从雌性生发演变而来的，这一点从严歌苓为小说《雌性的草地》作的序文《从雌性出发中》就可窥见端倪。在文中她提及自己对“性”的看法是肯定的，诸如雌性、人性、性爱等都不应该被否定，因此她从“雌性”的角度认真去反映和书写“性”。以这部小说为源，“从雌性出发”可以看作是严歌苓关于女性作品的创作母题。
严歌苓长篇小说创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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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以身体绘制非常态的情感
第一节 同性之爱：身体的划界与越界
严歌苓在小说的创作中十分注重对人性的关怀和对情感的表达，移民国外的生活经历更是让她对两性情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于处在社会边缘的错位情感严歌苓也给予了关注，并在多部作品中加以呈现。严歌苓自己曾坦言在最初了解到这种边缘情感的时候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她所居住的旧金山地区存在大量这样的人群，客观上要求严歌苓必须尝试去了解和接受这种现象。在主观因素方面，严歌苓曾谈到过：“读《蜘蛛女之吻》之后，我流了很久的眼泪，认识到这种不被传统认同的感情有着绝望的色彩和裂度。逐渐逐渐就使我感到我非常同情他们，我认为他们的感情原来也是非常非常崇高的，也有非常深厚的感情。”[2]同时在普伊格以及弗洛伊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下，严歌苓开始逐渐接受这种非常规的情感并将它作为素材应用到小说的创作中去。有关错位情感的作品有《白蛇》、《也是亚当也是夏娃》、《拖鞋大队》和《白麻雀》等，本文主要以《白蛇》与《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为例进行剖析。
同性恋者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对自己的天然性别不认同，极力想从身体特征等方面改变自己的；另一种是承认和接受自己的天然性别，只是在性取向上偏向于选择同性的。在严歌苓的小说作品中这两者兼而有之，其中《白蛇》中的徐群珊就更倾向于前者。徐群珊本身是个货真价实的女孩子，但当她第一次见到白蛇的扮演者孙丽坤后便产生了某种莫名的情绪，她对孙丽坤的身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与好奇。在观看舞蹈时也会情不自禁的将自己的情感带入，讨厌许仙而喜欢青蛇，甚至在做梦时也会梦到孙丽坤。这时的徐群珊的情感意识和性别意识还是模糊的，并不明白自己这种奇怪的情愫代表了什么，但理智和常识让她急于逃避自己的真实想法。19 岁时第一次被人错认成“大兄弟”的经历使得徐群珊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其实有着“模棱两可”的性别，她开始正视自己的内心，从此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门。人生另外的一种可能性慢慢浮现在她的心中，她便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摸索下去。也许性别也可以改变，至少可以在外观上改变，那么与生俱来的身躯也许还有新的可能。于是再次出现在孙丽坤面前时，徐群珊摇身一变，成了英俊挺拔的男青年徐群山。正如青蛇对白蛇的情感变化首先是从身体性别上改变自己一样，在呈现徐群珊对孙丽坤的复杂情感变化时严歌苓也选择从身体的变化上来体现。女孩子变成了男青年，使得孙、徐两个人在性别关系上产生了可以暧昧的基础，在后文对两个人的相处过程和整个营救过程进行叙述时读者也会不自觉地接受这种暗示，默认两人之间有着某种特殊情感并在心里默默预设情感的走向。严歌苓利用人物身体的变化营造一种神秘的氛围，并为后文埋下了伏笔。以若有似无的线索引导读者进行思考和猜测，在真相揭晓时更能让读者产生恍然大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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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忘年之爱：精神与身体的对话
忘年之爱是非常态情感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情感状态，表现为年龄差距较大的男女间产生爱意。弗洛伊德在《释梦》中首次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从心理层面分析了这种非常态情感的产生原因。他分析道：“小孩的性欲望很早就觉醒了。女孩的最初感情针对着她的父亲，男孩最初的幼稚欲望则指向母亲。因此，父亲和母亲便成了男孩和女孩的干扰对手。父母一般也明显表现出他们的性偏爱：通常看到的自然倾向是，父亲多溺爱小女儿，母亲则宠爱儿子。”[1]由此，他提出了人类普遍具有“仇父恋母”或“仇母恋父”的情感倾向，并对《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拉马佐夫兄弟》三部文学巨作进行了分析，最终正式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与之相对的弑母性的恋父情节，被称为“厄勒克拉特情结”。
严歌苓的小说作品中有很多作品关注到了忘年之爱，如《红罗裙》《我不是精灵》《阿曼达》等，其中《心理医生在吗》（原名《人寰》）是典型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影响而创作的一部作品。小说的设定十分新颖，全文通过“我”与心理医生的对话展开对故事的叙述。文中的“我”向心理医生袒露了两段忘年之恋，并坦诚自己确实具有恋父的心理倾向。其中一段是在儿时所萌发的，对比自己大 24 岁的贺一骑叔叔那朦胧的暧昧，这段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爱恋更接近柏拉图似的精神爱恋。在这段感情中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性爱，但严歌苓运用了许多带有性暗示的身体意象，隐喻了贺叔叔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性启蒙者的角色。在两人初次见面时，贺叔叔双腿跨过我家的栅栏进入到院内。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男性的腿可以被看成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贺叔叔这样的一个动作给幼时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这个动作是极具符号性和暗示性的。这样一个带有“逾越、冒犯、侵入”符号的动作，也暗示了少女在无意间形成的朦胧的性意识。[1]这个动作在当时尚且稚嫩的心灵中留下了一颗种子，并在日后与贺叔叔的接触中不断被激发，最终成为“我”性欲望的最初动因。在小说最后“我”经过医生的催眠回忆起与贺叔叔在火车上的一段经历，贺叔叔抱起装睡的“我”，肢体间的碰触让少女刚刚发育的身体产生蜕变。“我”朦胧的性意识开始苏醒，并意识到这样的触摸所隐藏的危险，但又不自觉地将身体更大程度的呈现，如同献祭一般。这种身体上的牺牲是少女对这段忘年之恋最本能的反应，因为迷恋所以心甘情愿想要奉献自己，这也导致后来“我”会奔赴贺叔叔被流放的瓜棚看望他并再次想要献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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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以身体讲述历史政治......................27
第一节 身体成为反思战争的感性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