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1949 年前后，徐訏、刘以鬯、金庸等拥有明显上海经验的作家，出于各种原因来到香港，并大部分定居下来，以长时间且大量的创作，对香港文坛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总的来说，他们走向香港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两条路径：一方面，由于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文化空间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存在较大的相似性，这群上海作家相较其他地区的南来作家能够更快地适应与融入，并凭借在上海积累的相对强势的文化经验使得此时相对弱势的香港文坛出现明显的“上海化”现象，即以影响香港的方式走向香港；另一方面，这群上海作家毕竟经由地域、语言、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跨界与越界，客观上割断了与上海的联系，因而必须融入新的文化环境，并在文化的混合杂糅、冲突碰撞中发生真正属于香港的在地改变，即香港对其的塑造。当然，这两条路径很多时候是互相重叠、互为促进的，因为无论是对香港造成影响，还是被香港影响，最终的结果都是走向香港，属于香港。
第一章 1949 年前后文化转型期文人的流动与身份的变迁
第一节 空间流动：“上海——香港”
1946 年，国共内战爆发。国共两党在战场展开激烈斗争的同时，也在文艺话语权的争夺中进行着激烈的较量。由于当时上海的报纸、电台等主要媒介都为国民党所控制，加上严密的审查制度，出现了左翼刊物被频繁查封或惩处的严峻局面。但是，左翼文化人在共产党的统筹领导和自发的组织、安排下，依旧顽强战斗。他们一方面充分利用当时上海较为松懈的出版登记制度，采用“换牌不换人”的方式，创办了大量的短期、不定期刊物以逃避审查。另一方面，就是转移战地。不同于其他地区文人奔赴延安，当时上海的文化人士去解放区的相对较少，而是选择了离沪赴港。其中不乏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夏衍、邵荃麟、乔冠华、林默涵、秦牧、袁水拍、萨空了、胡风等左翼名流，以致于香港成为 1940 年代末的“左翼文学中心”。①钱理群对此曾有所论述：“从 1947 年末开始，在中共的安排下，各界民主人士和文化人纷纷从国统区各个城市和海外汇集到香港，据茅盾说，人数总在千数以上”。①这些左翼文化人在香港创办报刊杂志，兴办学校、出版社，组织文社、读书会、训练班，极大地推动了香港文学艺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在 1948 至 1949 年国共内战形式基本成为定局，共产党政权即将建立之际，这些出逃的文化人又大量北返，仅中共统一组织安排的人员就达好几百人，一度使得香港文坛出现了“真空”状态。
不过，1949 年前后，相对于“北返”上海，更多的是“南来”香港。仅以 1945年至 1950 年代初香港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就可窥见一二。1945 年 8 月，香港人口60 万；1947 年底猛增至 180 万；1950 年更是高达 220 万。如此持续且迅猛的人口增长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上海的“迁移”，在文化领域更不例外。其实，当时上海与香港之间的文人流动之所以如此频繁，不仅在于上海、香港两座城市历史以来的密切关系，也是因为四五十年代之交，国共两党出于各自争夺文化资源和文人群体的需要，造就了大量的灰色地带，客观上给了文化人较大的自主选择权。以共产党为例，1948 年底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织“新闻记者联谊会”，联络各新闻单位的上层人士，为迎接上海解放做好准备。甚至投入大量的精力调查上海公开经营的报社、通讯社和电台，并将各单位的政治背景、人员和财产的摸底资料和情报送往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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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身份变迁：多重边缘人
1950 年代以后，中国内地的文化人大多进入机关单位，文艺写作随之纳入体制化的管理，上海自然也不例外。1949 年 11 月，上海文协展开会员工作登记，对成员的身份、职位甚至创作的体裁内容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划分。经过一系列组织化、制度化的“改造”，这群文化人也经历从了“文人”到“文艺干部”的转变。当然，还有大量没有被纳入体制的文化人，他们或在一次次的思想改造后被组织接受，重获文艺话语权，或只能无奈地接受边缘化的命运，以潜在的、个人的方式进行文化活动、文学创作。曾在 1940 年代中后期拥有较大影响，与徐訏齐名的无名氏，1950 年代初就曾写信给迁移到香港的二哥哭诉话语的失落与思想的“石化”：“我真的，今后即使能看见你们，我也将说不出什么。所有声音将化为沉默，最巧妙的黄莺舌头也要变成哑巴。我们的肉体，是如此被现实石化了”。⑥当然，如此痛彻的控告一定程度上是作家被划为“逆流作家”“反动作家”后的情绪宣泄，不一定能代表当时的全部事实，但这种心理上的恐惧的确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大量作家丧失话语权的严峻事实。并且，无论是“水到渠成”地进入了国家文艺政策轨道，还是“披荆斩棘”后重获“自己人”身份，甚至是因各种原因失语甚至走向失落边缘，这些上海作家的身份属性无疑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而 1949 年前后离沪赴港的文化人的身份建构问题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在 1949 年后依旧停留上海，就一定程度表明其对新政权、新社会抱持期望或者至少说观望态度。他们也曾“积极改造”，表现出向主流话语靠拢的姿态。1949 年，曹聚仁放弃去台湾，以“革命旁观者”的身份留在上海，并认为1949 年中国解放后的局面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承认共产党政权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强大的政治组织，正在发动一个富有潜力的民族①。而一向自称为“大城市作家”，对中共保持疏远态度的徐訏在 1949 年后也有所转变。1947 年 7 月 25日，孺牛就曾在《亦报》上发表《徐訏闭户写农村》一文，调侃转型写作农村小说的徐訏为“笑话奇谈”②，从侧面佐证了都市作家，洋场才子徐訏试图改变创作风格，努力向主流话语靠拢的事实。至于张爱玲此时期的创作转变则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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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立体化的现代都市传奇
第一节 “异质性”的都市语境与“作意好奇”的文学想象
斯宾格勒曾断言：“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③，“世界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④，虽然未免过于武断，但城市作为生产并传播现代观念和现代器物的场域，确实在近世文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很多时候城市并不单纯地由城市建设构成，而是历史书写与文学想象的产物。它们凭借对于“无形的城市”，即城市内在形态的敏锐捕捉，与“有形的城市”构成的充分且深入的互动。对此，理查德·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中指出：“城市建设与文学文本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接受的城市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①。在关于中国现代都市的文学想象中，吴福辉曾作出这样的划分：“在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想象中，我们就看到了两种主要的城市：乡土中国的城市和工业中国的城市，前者以北京为代表，后者以上海为代表。前者注重描写其较传统但向现代艰难转型的状态，展现的是‘前现代市民社会’，后者则多表现其对西方文明作急速移植下的‘现代’的焦虑，可称为之‘现代市民社会’”②。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上海都市现代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到 30 年代中期更是进入巅峰状态，跻身“世界第五大都市”之列，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对此，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的开篇以激情洋溢的笔墨为繁华如梦，喧嚣似火的老上海作了光彩夺目又最适合不过的注解——“摩登”：“1930 年的上海确实已是一个繁忙的国际大都会——世界第五大城市，她也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③。在这个“摩登”的城市里，仅就城市景观而言，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这些“指向天空的手指”巍峨地矗立在公共租界的主干道——南京路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并陈列着澳大利亚的罐头、荷兰的炼乳、法国的香水、英国的毛织物、德国的钱币、瑞士的手表、中亚的地毯，当然还有苏杭的丝绸和美丽时尚的推销小姐。而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沙逊大厦、礼查饭店、百老汇、上海总会这些被称为“万国世界博览会”的西方建筑群，也以其浓郁的异国风情和目空一切的高大雄姿炫耀着物质文明的自信与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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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徐訏的“沪港传奇”
徐訏，1908 年出生于浙江慈溪。1927 年 9 月，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随后又攻读两年心理学专业。1933 年，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协助林语堂编辑《论语》半月刊，后又任《人间世》《天地人》主编。1936 年前往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哲学。1938 年返回上海，参与《读物》《人间世》《作风》的编辑工作，期间作品多发表于《西风》《宇宙风》《中美日报》等。1942 年经桂林前往重庆，1944 年任《扫荡报》驻美特派员。1946 年再度返沪。1950 年，从上海前往香港，除短暂离开前往新加坡等地讲学外，不再离开，直至 1980 年去世。数十年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全才作家”②。
早在来港之前，徐訏就已经是颇有名气的作家。1939 年，凭借《鬼恋》为文坛正式关注，获得“鬼才”的称号；连载于《扫荡报》的《风萧萧》更是一纸风行，1943 年甚至因此被称为“徐訏年”。按照吴福辉在《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中关于海派作家的定义，徐訏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海派作家。离奇的故事情节，明显的异国情调，浓厚的神秘色彩，热情洋溢的叙事语言，以及对现代都市身份关注的热度、持久度、细致度，都体现出鲜明的海派色彩。但是，徐訏香港作家的身份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不仅因其居港三十年间，创作数量巨大，远远超过内地时期，仅以出版的小说为例，短篇不下六十，中长篇十余部，字数高达千万；更在于其克服了从上海到香港的经验断裂，将因政治格局变动而在上海中断了的“现代都市传奇”延续了下来，并在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