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通过对单位与作家创作关系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单位对作家创作的约束总体上来说是一个由紧到松的过程，80 年代前期因为冷暖交替的时代气候，中间有许多反复，但是随着市场化的逐步确立，作家不再依靠专业作家工资来养家糊口，生存的方式多样化。作家的自由程度空前提高，但是作家脱离单位之后，因为没有安定的生活，部分人又回到了体制中，这不得不说是一件颇为吊诡的事。
第一章 单位的重建与新变
一、乍暖还寒的早春：文艺机构与作家队伍的重塑
一种事物的“起源”总是与某种“终结”联系一起，十年“文革”结束，对于遭受重创的文艺界来说，是复苏的开始。1979 年由政治界发起主导，活跃于思想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指向便是清算“文革”极左路线，并对以往的历史做出新的阐释。正如有论者深刻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权威结论这一历史定位，无疑以充分的异质性，将‘文革’时代定位为中国社会‘正常肌体’上似可剔除的‘癌变’，从而维护了政权、体制在话语层面的完整与延续，避免了反思质疑‘文革’所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但完成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合法化论证过程，却必然以清算‘文革’为肇始。”
众所周知，1949 年以后，中国设置了数量众多的文艺机构，包括各级文联和作协，以及出版社、期刊杂志社、报社、大学、专业研究机构等单位。大批量的知识分子和作家都进入到了这些单位之中，而这一举措也正符合毛泽东将全国绝大多数人组织起来，结束散漫状态的设想。随着对私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铺开，个人迫不得已必须进入到单位之中，以便获得充足且持久的保障机制，包括稳定的工资，住房、良好的写作环境等优势。进入单位之后，就必须遵守单位的内部制度，否则有可能被剥夺掉相关的权利。“单位是个人生存、发展的依托，脱离单位的个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难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和充足的资源保障”①。从建国初到“文革”的二十多年间，很多作家在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压，并因此被排斥到对立面，丧失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部分作家也冒着极大风险在锦衣夜行地进行创作，但是并不具备发表的条件，成为“潜在写作”），同时也失去了原本在单位中所享受的各种待遇，如“探求者集团”的高晓声、陆文夫等都有过这种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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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一性的暧昧与矛盾的滋生
彻底清算“文革”极左路线的运动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有如此浩大的声势，正是因为这是新的执政者政治实践的必然阶段和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正是在“团结一致向前看”“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极具号召力的新的意识形态中，官方和民间在对待“文革”具有“态度的同一性”，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文学界大量借用“五四”话语来阐释“文革”，在人与非人、民主科学与法西斯专制、文明与愚昧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词组中，似乎“文革”的那一整套知识话语体系都被扔进了深渊，成为历史遗物。“五四”时期那么复杂的文人团体构成、驳杂的观念都能在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尺度下取得“态度的同一性”，八十年代的政治、文化界同样能取得某种共识。如汪晖所言，“‘态度’作为一种心理倾向，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对象，离开了特定的对象，‘态度的同一性’也就不存在了。”②经过三十年社会主义经验的洗礼之后，八十年代的文学界的团体和观念远不如“五四”时期复杂，所以，包括众多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能与官方在对清算“文革”这一个频率上产生共振。
八十年代文学文化问题的复杂之处就在于，即使是拥有“文革”这个众矢之的对象，态度同一性的命运同样也不可避免地走向破灭。众所周知，“伤痕”“反思”“改革”等八十年代前中期的文学创作潮流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密切互动关系，因为和社会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些文学创作潮流在整个文学场中蔚为大观，在那一时段有着旷日持久的影响力。最高领导人虽然肯定了文革结束后三年的文艺界所取得的成绩，但却并不意味着在变化的文化语境中能完全接受某一潮流写作方式，因此在看似声势浩大的队伍中，却难以避免出现杂音。此处的杂音是指国家层面上不认同或不完全认同某些作品的中的价值观和及其导向，触碰到了当时的政治底线，引发巨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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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的文学风貌的出现
一、写作伦理的更迭与文学形态的多元
“代”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孔德、狄尔泰、曼海姆等诸多的社会学家已经有过相关论述。在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这个代际更替社会的显著特征是文化创造和文化积累不是同一群个体完成的，而是相反，是由新的年龄群体不断出现的过程而完成的。”①在 1970、80 年代转折期甚至在整个 80、90年代的文学场域中，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队伍的构成与我们理解、阐释这一时期文学（文化）现象有着直接的关系，作家的代际由此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代际会随着时间周期会依次更替，但是更重要的是不同的代在某个时期的并存。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历次文学事件，无疑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政治高压使得相当一部分作家被剔除在“正确”的队伍之中，停止了创作，唯恐因言获罪，这在“文革”时期显得尤为突出。于是，“文革”结束后的 80 年代文坛共时性地聚集了几代作家，作家之间年龄相差极大，并且所倚靠的知识文化背景也有明显的差异。新的文化参与者不断参与进来，而旧的参与者由于各种因素退出。“每个人都与相同年龄或不同年龄的人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因此面对多种不同的体验。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同一时间’确是不同时间——换言之，代表了他自己的不同时段，这种不同时段他仅能与其同一年龄的人们所分享。”②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同一代人经历了同一具体历史问题，成为同一现实代，但是作为个体的人们也不能完全共享他们的经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一代人的共同经验，成为社会中不同的代单位。在政治、经济、文化剧烈变化的以后的 80、90 年代，不同代作家的创作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嬗变方向，甚至同代之间差异也颇大，原因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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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撰稿人的复活与勃兴
建国后的专业作家都成了国家干部，具有行政级别和文学创作级别，除了专业作家之外，一直还有不少的业余作家。通过专业作家指导业余作家的方式培养文学后备军，但是众多的业余作家中很少能有“突出重围”写出较为知名的作品，培养的效果不甚理想。80 年代前中期依然延续了“专业—业余”的作家培养机制。比如，著名作家王安忆 1985 年发表《小鲍庄》时还是《儿童时代》的一名编辑，1987 年才调入上海作协从事专业创作；苏童 1985 年则是《钟山》杂志的编辑；刘震云 1982 年开始则在《农民日报》工作，在进入作协之前，他们还尚不属于专业作家的行列。随着专业作家制度在 80 年代中后期的建立，有不少作家从其他的工作岗位调入了作协，成为了专业作家。这些非专业作家则大都出身于文学出版编辑、大中学老师、记者等行业。80 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这种机制便很难维持下去了。因为“8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是残旧体制内改革。因而那些在社会上威望较高，影响力较强的知识分子往往寄希望于对政府的改革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其存在方式一般仍是在单位的角色规定内活动。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作家协会的作家、研究机关的学者、大学的教授等。”①此话用来论述 80 年代前期的作家身份问题大致是合适的，因为当时的作家群体基本都属于以上论述的范畴。经过几年的改革的探索，社会的转型与文学自身的转型都在逐步推进，为新的作家群体即自由撰稿人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卖文为生是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标识和生存特征。自由撰稿人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民初时期极具市场号召力的鸳鸯蝴蝶派；在三四十年代的新闻业、出版业兴盛的上海拥有较多以写作为生的作家；建国后如果还有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职业写作的话，那或许要算未去港之前的张爱玲在《亦报》上连载《十八春》和《小艾》的两篇小说，1952 年 7 月，张爱玲从大陆去香港，这一传统在大陆已经断裂了。稿酬制度在“文革”期间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而遭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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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由与限度......................... 27
一、“单位”内外与韩东的文学创作............................ 28
二、王朔：商业“先知”与自觉迎合的姿态.......................... 30
三、王小波：自由写作与边缘批判的可能......................... 33
结语............................ 38
第三章 自由与限度
一、“单位”内外与韩东的文学创作
如果将路遥和残雪的比较是试图说明同一时期单位体制内作家和自由作家由于身份差异在创作上的差别，那么对韩东的分析则是探讨作家在单位中与脱离单位后创作的不同。韩东身上汇集和体现了八九十年代文学多个问题、线索。他身上至少有两个显著的标签：“第三代诗歌”和“新生代作家”，这两个文学史术语分别指涉八十年代的新诗潮和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韩东创作重心由诗歌转变为小说的变化轨迹。韩东在 90 年代创作的转向是诸多文化症候的体现，比如，体制外作家生存、作家写作姿态等等问题。我们以韩东为“认识装置”，重新进入和探讨作家在单位中与脱离单位后创作的差异，为理解八九十年代文学文化的发展变化提供可寻的踪迹。
韩东在其最初的诗歌创作中有明显模仿朦胧诗的痕迹，1980 年，在山东大学哲学系就读的韩东就在《青春》杂志上发表诗歌，1981 年的组诗《山》获得了《青春》杂志的优秀诗歌奖，诗中“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