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诗歌的语言是一种特殊符号，它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在显现和折射，“打工诗人”所运用的诗歌语言更是盛满了他们独特的个人经历和人生体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打工诗人”拥有可以共通的“精神磁场”，他们通过诗歌“分享生活的苦”，力求保留人性中纯真底色，为漂泊的人生作证。
第一章 时代催生的文学现象：“打工诗歌”的兴起与发展
第一节 “打工诗歌”的肇始与命名
1984 年，《特区文学》上发表了林坚的短篇小说《海边，有一个人》，它被追认为是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1990 年代打工文学作品的有所增加，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批的打工文学创作者，林坚、安子、张伟明等人逐渐成长为有代表性的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1991 年，安子的第一部纪实小说小说《青春驿站》在《深圳特区报》连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反响，由报纸、电台、媒体报导以后，她迅速成为明星式的人物，“中国第一打工皇后”的称号让她名噪一时，个人命运由此改变。打工文学就这样开始以一种“异军突起”的姿态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之中。
一、“打工诗歌”的兴起
“打工诗歌”是伴随着打工文学的兴起而不断发展的，它最初发轫于珠三角地区。由于生存环境的流动性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打工诗人并没有固定的刊物和阵地，1990 年，《特区文学》推出了第一批反映打工者生活的作品，随后《打工族》、《大鹏湾》、《花城》等杂志也开始开辟专栏刊登一些打工文学的相关作品，助推了打工文学的发展。2001 年 5 月 31 日，对“打工诗歌”发展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刊物——《打工诗人》报在广东惠州创刊，这份民间期刊旨在诉说“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声音。”也即表现打工者自身的生活境遇，彰显他们在时代沉浮之中的个体挣扎。罗德远在《打工诗人》的刊首语中提出了这样的宣言：“我们的宣言：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打工诗歌，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我们的心愿：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为我们漂泊的人生作证！”由此，“打工诗歌”有了自己固定的刊物，并团结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打工诗人，如张守刚、罗德远、何真宗、许强、柳冬妩、郑小琼等，打工诗人的数量持续增长并形成一定规模。此外，《打工诗人》报还持续面向社会征稿，并自 2007 年起由许强、罗德远、陈忠村等人编辑年度诗歌选本《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以此提升了“打工诗歌”的质量，推动打工诗歌继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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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打工诗歌”现象勃兴的原因
从“打工诗歌”刚刚兴起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余年的时间。这一诗歌现象能够兴起并持续引发关注，是多重因素综合之下的结果。其中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是城乡变动所带来的人口区域变迁和心理变迁；第二是诗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写作空间的逐步向内转化；第三是由于政策扶持、市场导向、以及作家本身等因素交错影响，“打工诗歌”呈现出了持续且规模化的写作过程。
一、城与乡：诗意的徘徊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环境下产生和孕育的，“打工诗歌”也是一样。可以说，如果没有“民工潮”的出现，没有万千农村人口为了生计和梦想涌入城市谋求出路和发展，就不会产生“打工诗歌”这种文学现象。它是时代发展浪潮之中所涌现出的文学景观，以此为观照点，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政策变迁所带来的乡村观念转变，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以及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变动。
1955 年 6 月 9 日，国务院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这一文件常被人们看作是严格户籍制度的开端。正是在此指示的基础上，1958 年 1 月 9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的第十条规定，农民如果想完成由农村向城市之间的地域迁移，必须持有由城市有关部门及农村常住地两方面的相关迁出手续证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证明，就不能迁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如果想以合法身份进入城市，只能通过参军、高考等途径完成身份转换。但因为条件的限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合法身份进入城市的农民只有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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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实主义的回归：“打工诗歌”现象展现的当代价值
第一节 现实主义精神的承续
在对“打工诗歌”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会提及它的“现实”属性，“打工诗歌”正是在“形而下”的角度真诚言说被遮蔽的现实而获得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但这些“打工诗人”所书写的现实，却是在现代化车轮之下的中国现实，是与乡土中国截然不同的现实。“打工诗歌”通过对于变化现实的描摹，独特的意象选择与另类的身体回归实现了对于当代现实主义精神的承续。
一、与时俱进的“及物写作”
“及物”写作这一诗学概念是针对 1980 年代盛行的罗兰·巴尔特“不及物写作”的主张而提出的，它主要出现在 1990 年代的诗歌评论之中。当时，许多诗人已经自觉开始对八九十年代的诗歌策略做出反思。
诗歌的“及物”主张由此应运而出。“及物”指代的是 1990 年代先锋诗歌的明显特征，即“拒斥宽泛的抒情和宏观叙事，将视点投向以往被小视为‘素材’的日常琐屑经验，在形而下的物象和表象中发掘被遮蔽的诗意。”①一方面，“及物”写作扩大了文本的包容性，呈现了“物”的澄明本质；另一方面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诗歌的精神追求，使诗歌流于琐屑与日常。而到了 21 世纪，许多现实主义诗歌承续了 1990 年代的及物写作精神，又加之以新的时代气息，所以有论者将这类诗歌称为“新及物写作”，它的“新”即体现在对社会问题关注的视角和对日常经验书写的智性表述，“打工诗歌”即是其中的鲜明代表。
“打工诗歌”中的许多诗人都书写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体现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这些年，城市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越来越大，越来越膨胀/它快要撑到乡村的胃/我是从乡村之胃/爬出来的饥饿的孩子”①。当现代化的进程以来势汹汹的姿态席卷一切时，村庄与城市皆不能幸免。城市化不断加快，如同一个“膨胀的气球”逐步的吞噬着乡村，它不仅侵占了乡村的土地，还不断以它的富足、招摇、诱惑吸引着乡村中那些视务农为没有出息的年轻人。城市的巨大发展加剧了乡村与城市的不平衡性，于是当这些人以一种现代眼光来审视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时，他们却只能看到乡村的贫瘠、落后，这让他们陷入一种巨大的焦虑之中，并迫使他们离开乡村。当打工者迈入城市的大门时，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可以说受到了全面的冲击，“损不足以奉有余”，城市是在这样不断蚕食乡村的过程中变得光鲜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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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呐喊与承担：“打工诗歌”折射的底层生态
“打工诗歌”展现了打工者作为底层失语者的生命历程，他们进入城市后生存困境与心灵挣扎的呐喊，同时也以群体代言的写作姿态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做出了反抗，这体现出“打工诗人”的承担意识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一、生存牢笼的挣扎
作家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以一个农裔城籍的身份分析了“生活”与“日子”的不同，他认为“生活”这个词更多属于城里人，生活是“过”的，而日子则属于乡村，日子是“熬”的。这一点在“打工诗人”身上即得到了鲜明的展现，他们虽然进入城市，却依然是在“熬日子”，而非“过生活”。因为他们在身份上既非城市人也非乡村人，经济条件又限制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的享受生活中。对他们而言，欠薪、工伤、加班、失业、暂住证……这些沉重的字眼几乎构成了他们日子的全部。
打工者身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因其从属地位而受到排斥。美国社会学家帕金认为在社会分层方面，有两种排斥他人的方式：一种是“集体排他”的方式，另一种是“个体排他”方式。前者强调对一个社会群体生活、生产资料或某种权利的整体性排斥，后者强调对于某一个体能否拥有某种资格进行划分和限定。很显然，我国目前对于城市农民工采取的就是集体排他的对策，他们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而整体地被排除在城市市民之外。于是诗人写道：“我常说的异乡就是车间/和出租屋，两个指甲盖大的地方/指甲一样掐着，抠着，我的肉体和灵魂/白天在车间劳作，就像在故乡的田地里/拉犁。我用尽一生的力气拉着，始终拉不到尽头”①打工者因为身份和学历等原因被城市排斥，他们做最辛苦的工作，加最长时间的班，但却拿着和城市工人完全不对等的薪水。这样的日子仿佛是一眼望不到头那么漫长，重复再重复，却始终“拉不到尽头”，这是对生存艰难景象不加掩饰的直接映射，是对无处言说锥心之痛的感动书写。在城市中少有人能尊重他们，理解他们在外谋生的不幸，他们经常疑惑的是，在同一个国度，同一片土地上生长的人，为什么却区分出无法逾越的阶级鸿沟？而更多时候，他们不会发问，他们隐忍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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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坚守与骚动：“打工诗歌”现象折射的诗坛生态.....................37
第一节 诗坛的“命名”之争..............................37
一、被“制造”的诗歌现象......................37
二、被“塑造”的诗人身份........................39
第四章 “打工诗歌”现象的退潮和出路.................55
第一节 难以回避的艺术缺失........................... 55
一、主题相对狭窄单一............................55
二、语言偏于浅白粗粝.....................57
第三章 坚守与骚动：“打工诗歌”现象折射的诗坛生态
第一节 诗坛的“命名”之争
21 世纪以来，各式各样的诗歌命名五花八门、层出不穷，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