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乡村中，妇女是家庭面对各种灾难时首先牺牲的对象，她们经历了各种不公平待遇，妇女们对自己经受的苦难往往都归根于“命苦”。传统的宿命论思想使她们默默承受降临在她们身上的不幸，把苦难归为时运不济，正如陶钝《庄户牛》里的老妈妈说“穷是命里该”；那么，土改是如何将妇女承受的苦难由宿命论归结于阶级压迫呢？
对于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苦难构成那个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从人们的讲述中体验这种苦涩可以发现这种种痛苦是弥散于生命之中的，因而通常是无从归因的，常常不可避免地带有先赋和宿命论色彩。将个体的身体之苦和精神之苦转变为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痛苦，从而激发阶级仇恨和阶级意识，是在革命政权进入乡村社会之后才发生的，正是通过“诉苦”、“挖苦根”等方法的引导，农民才产生了“阶级意识”，从而使苦难得以归因。
..........................
结语
在正统土改小说的女性形象身上，我们似乎总能看到民族国家主体的规约，她们被认为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意识形态符号。就算是妇女的传统美德也必须依附在民族主体性上才能得到合理的、有效的叙述，“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也处在不断地去除女性身上“情感化”、“私人化”的性别特征，避免对意识形态造成“逾越”。二元对立的阶级关系，在土改小说众多人物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阶级关系实际上遮蔽了女性与其他人物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比如两性关系、婆媳关系等也被简单地以阶级话语一概而论。性别话语隐没于政治话语背后。
苦难的正面女性形象和丑化的反面女性形象设置虽然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二元对立的女性形象的展现也会给读者带来认知上的障碍，无法切实感受人物的命运和独特个性。
在正统土改小说的创作中，作家们（尤其是女作家）也并没有一律成为政治的附庸。即使在模式化的写作中，她们也努力地去思考女性的位置。对于女作家（女性视点）而言，解放是对个人有意义的，她们重视的也是土改运动给女性带来的内部精神的解放。而对于男性作家来说，妇女解放是作为社会群体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叙述的。
在革命与性别的描述中，作家融合了集体意志与个人欲望的表达方式，产生了一种文本的模糊性。女性形象并非完全在政治话语的规约下形成，她同样受到传统伦理等的规约，承载着政治话语外的多质性内容。在中国语境中，性别在实践层面上是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息息相关的，它和体制之间往往彼此依赖和相互利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借用体制来壮大自己，是一种依存关系。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