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民间鲁迅”与其他鲁迅形象的对话及文化反思
第一节 “民间鲁迅”与“启蒙鲁迅”的互文
在众多纷繁复杂的“鲁迅形象”里，“启蒙鲁迅”可谓很多人走近鲁迅的最初印象。其言说者大多以“五四传统”为立足源点，以“思想启蒙”为阐释中心。在这一先决条件下，“世俗鲁迅”与“启蒙鲁迅”间也形成了有保留的对话关系，呈现出“同而不同”的建构方式。
首先，这种“同而不同”表现在“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呼应与分歧 。一方面，“启蒙鲁迅”和“民间鲁迅”都将“以人为本”作为鲁迅形象的精神内核。胡适曾言:“中西双方(两个文艺复兴运动)还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男人和女人)一种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习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欧洲文艺复兴是个真正的大解放时代。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力和自由。”1更有人言“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2作为从“五四”土壤里萌芽生长的“启蒙鲁迅”言说，自是以“立人”为阐释源点，“弱者本位”、“个性解放”、“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等关注个体生存的话语，也成为论述鲁迅启蒙思想的极力佐证。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下，突出强调人的价值和自由意志也成了“启蒙鲁迅”和“民间鲁迅”间达成的共识。
另一方面，虽然二者都主张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强调个性解放，但又有着“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明显区分。鲁迅在谈及自己的思想时也曾如此说：“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起伏罢。”而由此所招致的结果是“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1因而“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主次取舍也成了“启蒙鲁迅”和“民间鲁迅”话语的分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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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当前，对 1930 年代“鲁迅形象”的研究大多都聚焦于“左翼”和“启蒙”两翼主流话语，研究者按照“左翼”和“启蒙”的话语范式，围绕“鲁迅形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作用进行阐释性的论述和拓展性的延伸，这事实上也已经成为当下整个“鲁迅研究”领域的共识和蓝本。但事实上“左翼鲁迅”和“启蒙鲁迅”并不能涵盖三十年代“鲁迅形象”言说的全貌。当研究者们习惯于用学院化、主流化、精英化的视角去追本溯源时，却也不可避免地简化了“鲁迅”在不同群落里的传播姿态，忽视了复杂多元的文化格局。在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代，整体的环境仍较为宽松。且作为同时代的亲历者，那时候的“鲁迅”还没有被圣化,人们可以自发谈论，无需伪饰，由此一种非严肃、非传统、非精英的“民间鲁迅”形象在市民群体中流布开来。本文以上海小报为媒介载体，细致描写了同时代人所建构的“民间鲁迅”形象。“民间鲁迅”言说的出现得益于特殊的生成环境，经济生活的民间化、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城市文化的多样化以“鲁迅形象”言说的形式，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三十年代的民间群落里。因而在“民间鲁迅”形象建构里，鲁迅是锱铢必较、诙谐风趣的，有时甚至面临“不被知晓”的尴尬局面。言说者避免将其放在“革命”、“启蒙”等宏大语境下，而是置于平凡的“日常生活”领域里，描画出一幅市井百态的“浮世绘”。这种对“鲁迅”包括其他名人的解读甚至“解构”不仅是三十年代通俗文化、市民文化的符号表现，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再发现反映了广大市民阶层的价值立场和审美倾向，满足了市民群体希望通过“民间鲁迅”形象中的象征性和理想性来获得身份认同的需求。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