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以乡绅为方法，探讨乡绅这一形象群体在文艺作品中生成、流变的过程，也即“变格”的过程，能够收获丰富的精神意涵。首先，乡绅的书写提供了文学不断突破、超越自身的启示。这一超越有两个面向，一是情感、立场上的，一是方法、技巧上的。从前者来看，在五四“乡土文学”中，乡绅曾是古老且不可撼动的存在，农民是卑微善良，且有恶劣习性的小人物。从乡土文学向左翼转型的过程中，乡绅的嘴脸变得丑恶，农民成为了悲壮且有反抗性的存在。
第一章 书写动乱中国的复杂人生（1930-1937）
第一节 “却顾所来径”：早期左翼队伍中乡绅书写的罅隙
劣绅形象在后世如此深入人心，早期左翼文学中的地主形象应当为其肇始。概括来说，左翼文学的乡村书写热衷于书写阶级的对立，剥削阶级对贫苦农民的压榨，以及农民的反抗等等。一般认为，华汉（阳翰笙）于 1928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暗夜》（后收入 1930 年上海平凡书局初版的《地泉》三部曲时，作为第一部，改名为《深入》）是最早具备此类叙事形态的作品。在早期左翼文学中，这类作品中较为著名的有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的《水》、叶紫的《丰收》等等。这几部作品在当时就收获了很高的评价，比如何丹仁（冯雪峰）评价丁玲的《水》为“新的小说”的诞生，又比如《现代》杂志评论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后改名为《田野的风》）中的抒情成分有着极强的感动力。凌冰评价叶紫的《丰收》为“《水》之后仅见的杰作”。
然而，无论是左翼文学，还是这种被后世命名为“典范”的模式，无疑都是一种成功者的叙事，换言之，这种“典范”叙事的经典化过程被忽略了。事实上，这些模式的形成并非偶发的与自觉的，而是不断的集体性探索、不断地被权力塑造为范本的过程。今天，重启对早期左翼队伍中乡绅书写的研究，对探究早期左翼文人的创作心态、丰满左翼文学史的肌理，甚至对多角度认识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都有所助益。对后来文学中成熟化、象征化的二元对立式的“典范乡绅叙事”来说，早期左翼文学中的叙事萌芽，未必不是突破刻板印象的契机，也能提供一个更全面地认识左翼文学的路径。在这些早期左翼文学作品中，乡绅的形象是农村中无产阶级们的“他者”，这些“他者”在带来了阶级对垒、玉成了矛盾冲突的同时，也滋生着一些暧昧不明的地带，甚或指认着某些鲜为人察觉的隐秘。因此，通过对早期左翼小说的文本细读，观察左翼文学内部的罅隙，可推知“典范乡绅叙事”是何以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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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再造民族”的不同选择：沈从文与端木蕻良的乡绅书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乡绅书写，堪称一个复杂的存在。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为文学史贡献了宝贵的乡绅形象群。从《边城》、《长河》中深得人心的船总顺顺和地方绅士滕长顺，到《贵生》中的只知享乐的四爷、五爷，再到 50 年代，沈从文参加四川内江土改后创作的《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可以说，沈从文书写的乡绅形象之中，不仅反映了他不同阶段的变化，更加反映时代的变化。
《凤子》是沈从文 1932 年的创作。1931 年，沈从文成为了青岛大学中文系的讲师。此时的他早已从一个乡下人变成了城市的绅士，交际圈中也尽是名流。曾经被都市拒斥的沈从文，已经走在了被都市化归的路上，心境已与此前完全不同。饶有意味的是，在创作出这部《凤子》之后的暑假，沈从文写出了《从文自传》。这部自传的开篇第一章《我所生长的地方》中介绍地方风物的文字，都是从《凤子》中挪用来的，只是略作了修改。可以说，“《凤子》接通了跟故乡自由无碍的联系，这种联系充分意识化之后，才可能进一步产生自传。”1沈从文谈到“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起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可见，镇筸的“风景”成为了沈从文自我确证的开始。然而，“事实上，一切景物都是沈在青岛海边构想出来的。小说中的角色都懂得，同时也害怕，他们的湘西已经完全毁了”1。事实上，在不久后的 1933年—1934 年沈从文返回湘西老家的时候，他已经清楚地得知了这一切。《凤子》的写作，似乎是某种预感，这种预感的表现，就是将想象中美好的人情，尽量地赋予湘西的农村，从而完成沈从文“再造民族品德”的理想。在从“乡绅”到“城绅”的转变过程中，沈从文在湘西的童年、少年甚至青年时代成为了一段空白。他恰恰要将这段空白赋予别样的意味，用美、爱、纯净等方式表征出来，来建构自己的独特性。然而，身处青岛并预感到某些变化的城绅沈从文，虽然努力将《凤子》关涉镇筸的情节处理为田园抒情诗，但显然不复创作《边城》时那般的自信。或者说，《凤子》的内部的罅隙比《边城》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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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抗战烽火中的民族主义视野（1937-1945）
第一节 暴露黑暗：大后方苟安的投机者
抗战期间，远离前线的后方可以勉强得到暂时的安宁。在后方交通封闭、信息难以到达的村镇，“抗日”就仿佛渺远的声响，难以引起有力的回应。因为战争的缘故，各个商业口岸的进口受到影响，买办的能量因此减弱，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囤积居奇的商业投机已蔚然成风。不仅是对工业制成品，在各个行业都存在着投机倒把、发国难财的现象。此时的文学创作，也用曲妙的笔法对此类现象加以描绘。
抗战期间，作为国统区作家，沙汀就十分渴望通过全民抗战来革新民族血液，建立一个焕然一新的国家。他认为，抗战本质上是一种民族自新的改造运动。如果不从本身求进步，不仅赶不跑敌人，更无法建立一个适宜人居住的国家。与这样的观念相联系，《淘金记》工于暴露黑暗，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1978 年 12 月，沙汀在自己重版印刷的《淘金记》后记中，提及自己 1937 年初冬从上海辗转到老家居住三个月的经历，“我那次在故乡停留的时间，不过三个月左右，但是所见、所闻，却很不少。而这些见闻，同我离开不久的上海，以及我在敌机的空袭下仓促离开上海、绕道嘉兴去南京搭船的经历比较起来，它们同抗战是多么不相称！当然，人们对于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倒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一般富有者的反应特别强烈：他们显然已经十分敏感地从抗战预见到了发家致富的简便途径。”1从战火纷飞的上海到充斥着投机倒把现象的后方，沙汀有了恍若隔世之感。沙汀从小就跟着在哥老会中的舅舅四处游荡，对四川农村的生活很熟悉。这样的经历，使得沙汀的笔下活跃着一系列乡绅的形象。加上抗战过程中在家乡的所闻所见，《淘金记》这篇小说的诞生，似乎也是一种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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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写典型：全民抗战中的异质者
艾芜的《山野》是抗战期间国统区重要的小说作品之一。《山野》1940 年开始创作于桂林，题材是广西农村抗日游击队的故事。艾芜一边写作一边在桂林的报纸上刊载，后来又在重庆继续，1947 年，艾芜才在上海写完《山野》。尽管这部作品结局完成于抗战胜利后，但鉴于它大部分完成在抗战期间，并且反映的是抗日战争题材，具有时效性，故本文将其归入此一阶段的创作。
严家炎将艾芜 40 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归入“社会剖析派”，可见，艾芜 40 年代的创作依然延续着此前对社会黑暗的暴露和对底层民众的关怀，力求反映生活本相。《山野》的故事并非作者亲身经历，而是根据友人 S 君在南方小村庄参加抗战的经历所创作，正如艾芜在《后记》中所说的，“我只能将一个小小的山村地方，一天小小的战斗生活，勉力记下。这是我很感到惭愧的。”1艾芜的《山野》讲述的是广西的吉丁村在一昼夜之间发生的故事。从第一天深夜人们发现敌情，第二天天黑时战斗胜利，侵略者受到了重创。第二天深夜，新的战争又开始了。除了对战争场面的勾勒，小说中人与人内心的冲突和较量，也是小说饶有趣味之处。比如农村基层的政权问题，乡绅之间的人际关系，性别关系问题，农民动员的问题等等。
谈到小说的叙事格局，艾芜认为《山野》写作的难度在“这是写一天的事情，二十多万字只写一天的事情，所以这里头有它的难度。”2小说中有大量空间，乃至主要的篇幅，是留给各色人物形象的塑造的：比如抗战知识青年韦美珍、徐华峰，农民游击队员阿龙、阿栋等等。这些人物的塑造并非十分立体和细腻，而是颇具扁平化的色彩。比如，韦美珍是正义、天真、爱幻想的女青年，一时难以接受想象与现实中英雄人物的区别，但依然坚定地从事抗日工作；徐华峰不顾个人安危，不顾妻子声泪俱下的劝阻，毅然走上抗日的战场。然而，人物拿捏最为入木三分的，还当属小说中的三个乡绅：韦茂和、韦茂廷与徐德川。徐德川是徐华峰的父亲，饱读诗书，曾经当过知县，是摸过“印把子”的精明人。徐德川秉持着这样的观念：只要我们不打，日本人就可以不来。敌人逼近吉丁村时，徐德川开始作主和的打算，并想劝韦茂和一起投降。他想投降并且接受日本人的职位，并自我安慰是“安定地方秩序”，是和曾国藩一样的为异族人服务。韦茂和这个人物则更为复杂和多侧面。他是吉丁村的村长，是一个不在乡的地主。他一生都是为钱劳碌，靠着经商，从小地主成为一个有几十万家私的大商贾兼地主，在镇上有织布厂、染坊、糖行、米店和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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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玄黄未定之际的多种政治诉求（1945-1949）.......................35
第一节 压抑农民主体性的制度阴影........................... 36
第二节 “破产乡绅”形象与民主吁求........................39
第三节 “戡乱文学”中尴尬的乡绅书写............................40
第四章 乡绅变格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43
第一节 挑战“文学史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