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翻译作品与多元体系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分为或主或次，而是可变的，这取决于在文学系统内部运作的特定条件。佐哈尔认为有三种社会条件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第一，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时；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外围'状态或处于‘弱小'状态时；第三，当一种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时。”①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都处于转型时期，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相对就大些。
一、刘呐鸥的文学译介
（一）刘呐鸥翻译情况简介
一个翻译家或作家选择一部作品来展开翻译，显然都带有一些明确的目的，并不可避免的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 1922 年到 1926 年间，刘呐鸥一直在日本东京求学，可以说与日本新感觉派同历日本的社会和文坛的变动。作为一个有追求的青年人，身处这样的时代，他既愤慨于现实的丑陋和荒诞，又探寻不出改变社会的道路，既感到前途未卜的伤感，又奢望在这乱世之中保持独立的的人格。因此刘呐鸥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与当时日本新感觉派作家相似的精神状态和复杂的心理。这就为刘呐鸥的翻译和创作打上了深厚的时代烙印。
1.刘呐鸥对翻译作品体裁的选择
刘呐鸥的短篇小说翻译作品是他所有翻译作品中数量最多且成就最高的。他首选以短篇小说这一体裁展开翻译与当时文坛的动向是有关的。据统计，在 1920年到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前，在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中，短篇小说的翻译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其篇数和字数在总量上都超过了中长篇小说。光综合性短篇小说的译本就有三十多种。①因为这一时期日本文坛确实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的短篇小说作品。郭沫若在其出版的《日本短篇小说集》的译本序中就对日本短篇小说的评价很高：“日本人的现代的文艺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的确很有些巧妙的成果……但让我们公平地讲一句话，日本的短篇小说有好些的确是达到了欧美的，特别是帝制时代的俄国或法国的大作家的作品的水准。”①就 1927 年前后发表的日本新感觉派作品而言，有代表性的譬如横光利一的《太阳》《苍蝇》《头与腹》，川端康成的《感情装饰》《浅草红团》等基本都是 6000 字以内的短篇小说作品，可见刘呐鸥选择翻译日本短篇小说也是符合当时文坛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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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呐鸥译介作品的特点
作为从译介活动开始走上文坛的文人，刘呐鸥在翻译实践上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翻译了可观的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其中不乏一些上乘之作。通过分析这些译作，笔者发现了以下一些特点。
1.关注政治形势
比起前代的作家作品，刘呐鸥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来进行介绍和翻译。正如刘呐鸥在《色情文化》的《译者题记》中坚持文艺要反映时代，要用文学作品描绘时代的色彩。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科技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人们的精神面貌已经和几十年前迥然不同了，所以只有现时代的作家作品才能更直接地反映当下人们的思想和状态。
在以往的研究中，因为在上海沦陷后刘呐鸥与日本政府以及汪精卫政权的纠葛不清，所以他通常被认为是对政治漠不关心或者不敏感的作家。但是笔者通过考察他的短篇小说翻译后发现，刘呐鸥在早期的作品中投射了不少他对中国甚至是东亚政治形势的关注。这可以称之为他翻译作品的特点之一。“刘呐鸥所翻译的《色情文化》全部采用 1927 年发表于日本文坛的短篇创作，这代表他本人也深深关注这动荡的一年，也可将这一年视为现代东亚史的起点吧！”①据刘呐鸥1927 年 10 月份的日记记载，他所翻译的第一篇日本小说应该是小川未明的《将军》。刘呐鸥在 10 月 20 号的日记中说：“把《改造》里面的小川末明的《将军》译了三分之二，到十二点才出来。”②以及 10 月 24 日记载：“同老戴到北海去，再继续译《描在青空》，顶多一个只译有(notebook)笔记本两个（page）页，一千多字。”③这些翻译的始末都清晰地被刘呐鸥记录下来。小川未明的《将军》不算是最一流的作品，但是它开启了刘呐鸥翻译的道路。《将军》讲述的是中国将军对爱人亡夫的嫉妒演变成权力滥用，最后遭到报应的故事。文中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中国。将军也是个中国人，他爱着一个美丽的女子，但是这个女子不爱他。女子深爱着的是一个已经战死的来自中国南方的志士。她把和这位死去的志士的遗孤托付给了自己在远东的娘家。一次，因为将军出征驻扎的营地离女子的老家比较近，所以女子便请求将军让自己回去看望她那生病的儿子。不过将军听信了一个老人的话，要求女子将手上那枚能印照出死去志士笑容的魔法戒指留下作为抵押，直到女子回来才还给她。但是当女子舍弃病重的儿子如约回到将军身边时，将军却违背诺言，不打算归还戒指。于是不久之后，将军在有史以来，未曾见过的激烈战争中负伤了，被女子病死的儿子所化身的乌鸦吃掉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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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呐鸥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的互动
（一）刘呐鸥的翻译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身为翻译家兼文学家的鲁迅对翻译和创作的关系有着许多精辟的见解：“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生和鼓励着创作。”①在他看来，翻译的作用似乎比创作还大一些。不独是鲁迅，郁达夫也认为翻译对创作有很大帮助：“在翻译的时候，其一可以练技巧，其二可以养脑筋，其三还可以保持住创作的全部机能，使他们不会同腐水似地停注下来。”②陈平原在评论中国近代翻译小说与创作小说的关系时曾说，一方面，“西洋小说的翻译介绍，为理论家的思考提供了另一个参照系，使他们得以在中西小说的比较中更深入地了解小说作为一门艺术所可能具备的潜在能量以及艺术创新的无限可能性”③；另一方面，我们又“用西方小说眼光反观传统诗文小说笔法，来解读西方小说技巧，两者互为因果循环往复，不断推进了文学运动的深入以及小说理论的成熟。”④刘呐鸥的翻译与创作也存在着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对中国新感觉派而言，他们的翻译是为了创建一种新的文学范式，是一种真正的“创作”行为，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挑战过去中国文学的一切惯例。以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翻译创造了一种异于传统中文的表现手法。
1.偏爱都市题材
“翻译是先导性的，对创作起着引导作用。”①翻译对创作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刘呐鸥翻译与创作作品题材的相似性上。由刘呐鸥翻译并在第一线书店出版的《色情文化》中包括七位日本作家的作品，全都是发表在 1927 年日本的综合杂志和文艺杂志上的小说。这些作品显然都是由刘呐鸥精心挑选的。从这些作品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他特殊的倾向和气质，这种特殊的倾向和气质亦共存在他的译作和创作中。施蛰存也坦言：“刘呐鸥最喜欢的是描写大都会中色情生活的作品。”②刘呐鸥 1927 年日记中记载了他的阅读清单，其中有横光利一的《春天乘着马车》《无礼的街》《妻子》《表现派演员》和《皮肤》等日本新感觉派作品。《春天乘着马车》与《妻子》的题材是描写男女自由恋爱后结婚，不久后妻子患病，丈夫对其细心照顾，不离不弃的故事；《表现派演员》以及《皮肤》同样不是都市题材。也许是这几个作品并非典型地反映都市中男女不健全的生活，所以并未被翻译进《色情文化》集子中。有研究者将此现象称之为刘呐鸥对日本“新感觉派”加以“改写”，然后促使中国读者接受新的“新感觉派”认识。笔者认为刘呐鸥通过他的小说创作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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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创作对翻译的启发
纵观刘呐鸥的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的互动，笔者发现，文学翻译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而刘呐鸥的文学创作又反过来影响着他的文学翻译。因为刘呐鸥的日语好过中文，这使得他与以汉语为母语的作家相比，更能够通过运用白话文创作来训练语言能力，从而提高他的翻译水平。这首先表现在他对文艺理论的翻译上。中国的新感觉派包括刘呐鸥在内，很少在理论上为这一流派做些总结和陈述。正是由于他们缺乏思想和理论的主张，所以不能形成一种持续的思潮，而仅能算作一个有特点的流派。但是笔者发现，刘呐鸥虽然没有写过文学理论文章，但是他通过翻译外国文学理论为其小说创作寻找理论依据是有迹可循的；其次，刘呐鸥又将在小说创作中积累的经验运用到翻译中去，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的翻译水平。
1.激发理论翻译热情
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这类活动与翻译者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自身的文学思想是分不开的。刘呐鸥在翻译外国文艺理论时发现其创作作品的理论依据，这对他无疑是一种鼓励和肯定。
首先，就像刘呐鸥所写《方程式》中的主人公密斯脱 Y 一样，他是一个绝对的都会产的人，是个细密明晰而适于处理一切繁琐的事情的数学的脑筋的所有者。他选择妻子的标准俨然最符合经济简洁的数学头脑，即谁要是同意在两天之内跟他结婚，他就娶那位女子为妻。刘呐鸥小说中把都市人的生活方式描绘成像解方程式一样有固定的步骤。这种生活方式不是个例，文章中的上班族们都像是被上了发条一般，从没有人露出丝毫疲倦的神色，他们只把上半身钉住在柜子上，拼命地干着机械般的联合动作。写字楼里的员工似乎已不再是人类的血肉之躯，也不再拥有喜怒哀乐，而成为了完全适应于近代空气的高效“机器人”。而《游戏》《礼仪与卫生》《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等无一不展示陈列在现代的大都市中机械化的群众。刘呐鸥的小说《游戏》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开场，譬如“探戈宫”里的一切都在一种旋律的动摇中，还有男人女人的躯干、光怪陆离的灯光、耀眼的红酒杯、又红又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手指、石榴色的嘴唇、发亮的目光等等。为了加重他的机械的方面，人身上的肢体、手指、嘴唇和眼睛似乎都变成机器上的零件，可以被肢解，被拆卸，共同构成展现都市景观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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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翻译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