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乡绅变格中的“回心”..................... 46
第三节 乡绅变格中的精神意涵.............. 49
第三章 玄黄未定之际的多种政治诉求（1945-1949）
第一节 压抑农民主体性的制度阴影
国统区和解放区将此时的中国划分为两个对垒的区域。在解放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作家，正着力打造一个农民说“理”的世界。这个“理”，象征着农民生存发展的自由，乡绅或地主恰恰在农民的反面，是实现这一“理”的干扰者。而在国统区，当民族矛盾退潮，种种社会矛盾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此时的左翼文学中，农民俨然已成为种种压迫之下的终端，既没有“势”，又无处说“理”；乡绅则变本加厉地对农民行“欺压”之能事，他们是农民获得身体、经济等多重解放的阻碍者。左翼作家对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表示不满，并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小说的结局往往指向农民的反抗或共产党军队的拯救。艾芜的《石青嫂子》是一代表。这篇小说虽然是比较经典的左翼叙事模式，却意外地和解放区的“说理”辉映成趣。3舍此而外，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路翎。路翎在《燃烧的荒地》中赋予地主和农民以生命的强力。路翎建构农民生命主体性的实践，与艾芜的《石青嫂子》，共同构成了此时国统区乡绅书写的一个重要维度——压抑农民生命主体性的制度阴影。
路翎的创作，曾经为乡绅形象序列贡献了经典的人物。例如，他的《棺材》中就用棺材的意象堆叠出地主大宅的恐怖氛围，从而预言着这一群体的毁灭。1940 年夏，路翎由继父介绍，到国民政府设在重庆北碚区的矿冶研究所当办事员，做一些文字方面的杂务。这里既是矿区，又有农村与城镇，人员构成十分复杂。各色各样的矿工、农民、办事员、地主老爷乃至流氓地痞，赋予了路翎以创作的素材。在这里，路翎感受到了不同生命的存在方式。他曾与一个长工农民谈话，谈到被用铁丝穿了锁骨，或用铁链子缚住，被当兵的拖着走的农民。于是，路翎发出感叹：“许多人死了，象蚂蚁一般”1。路翎还曾经亲眼见到，一个农民因为杀死了残酷欺凌他的恶霸地主，被两个荷枪的“乡保队”的国民兵押到北碚镇枪毙，农民在绳索中挣扎着高呼：“一生正直，抗击欺压残害，报仇，不怕恶霸！”（大意）2。如此种种，都成为他《燃烧的荒地》中的创作素材。
..........................
第四章 乡绅变格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第一节 挑战“文学史的权力”
1981 年，王润滋的短篇小说《内当家》发表在当年《人民文学》第 3 期上。小说以新时期伊始流行的“人性论”与“共同美”的原则，探讨了曾经的阶级敌人，也就是地主刘金贵“如何归来”的问题。小说试图以“人情味”化解内当家李秀兰记忆中十分“经典”的左翼回忆——她是年关雪夜里险些被残暴地主卖掉的穷苦女孩。阶级话语与革命话语，被“人情”、“社会主义”乃至“民族主义”代替。小说中的李秀兰因为人情，因为与刘金贵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同为中国人的立场，原谅了曾经的仇敌。这样一个在新时期伊始颇具代表性的文本，似乎成为之后张炜《古船》、陈忠实《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乃至方方《软埋》的先声。这些作品中的乡绅或地主，已经不再是站在农民对立面的“他者”，而是代表中国乡土社会的士之品格。它们的核心诉求，就是以一种普遍的人性论去激发一种别样的政治想象，用开明乡绅的形象，在文学创作中开拓一个关于“新乡贤”的全新的政治空间。这也是 80 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一部分，个中蕴含着强烈的反拨意味。
白嘉轩形象书写与评论的个案饶有意趣。对于自己笔下白嘉轩这个族长形象，陈忠实就曾说过他“没有想着去塑造一个新地主的形象，更没有想着把白嘉轩等与黄世仁、南霸天等有意区别开来”，“我只是不想用阶级斗争的观念去描写人物”1。陈忠实更想借白嘉轩这一形象，来探讨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品格的某些侧面。与陈忠实的态度有所差别的，是来自评论家对白嘉轩出场的赞扬：“好一个‘大写’的地主”，从“好地主”的角度去解读白嘉轩的形象2。除了批评家们的赞誉，《白鹿原》还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也自然而然地在普通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比起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编者按”和种种运动，这样一个比较隐性的由权威部门、评奖机构、高校与学术体制、市场和读者共同完成“经典化”的过程是不言自明的，且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不过，如果单纯以新时期的取向，或者说是以80 年代的标准，甚至是在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来评价文学创作，而不是去梳理这些作品中乡绅话语形成的逻辑，那么，文学就只能在政治的压抑/退场中完成自身的定义，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