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中国神秘文化作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 20 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不可避免的被蒙上了贬义的色彩，受到传统现实主义书写客观真实的创作手法的影响，神秘文化音形消歇成为存在于民间典籍的一股暗流。80 年代以来，在西方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等思潮影响下，神秘文化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90 年代小说《白鹿原》与新世纪小说《山本》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叙述文本，陈忠实与贾平凹都将小说故事置于革命历史背景下，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二者摒弃了以往的宏大叙事而转向对细枝末节书写的民间视野，小说分别以“白鹿村”“涡镇”作为历史发展的中心地点，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风云，将神秘文化的书写贯穿人物命运、民间社会、国家民族发展史的始终，因此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悄然而生。
第一章 历史书写与神秘文化
第一节 亲近人物：生命化形象
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长篇历史叙述小说的中心，是故事的主角和视点，小说通过人物之间的交互关系、事件的产生发展及其沉浮变迁的命运来展现民族、地域的历史演变。巴尔扎克认为与历史生活的世代存在相比，小说中塑造出来的人物的存在更为悠久、更为真实确凿，他们差不多总是必须作为反映现在的一个伟大形象，才活得下去。陈忠实在小说开篇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话，将《白鹿原》也看做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直接阐明了小说的创作动机和主题思想，而用何来讲述这一“秘史”，李星为其解释：“一言以蔽之，秘史是相对于大历史、正史而言的，是正史的孑遗，是正史的背面，是偏重于感性和个人性的小历史。小历史是对正史的丰富和补充，……但小历史的意义，不仅仅在认识方面的扩大，也不仅是丰富和补充，而是发现，独特的发现。”[1]这阐明了人物形象对于发现历史的重要意义。可以看到，《白鹿原》和《山本》中的主要人物已经明显区别于革命历史小说中“高、大、全”的人物，并非单一的集美好品德或丑恶行径于一体，而是性格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于一身，既可见独立的人格、丰富的情感，又可见残忍与非人道的东西，还赋予了一定的传奇化色彩带有了“神灵”性质，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的融入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具有原始的生命性意义。
一、道德与评判的正反两面——白嘉轩、井宗秀、井宗丞
道德的评判即为历史的判断，历史的理性与作品人物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相互缠绕，对于历史社会转型期社会文化的无序状态下人们当时的复杂心态会以人物形象为依托或或隐或现的表现出来，而这些人物的信仰和精神价值则艺术的表现了历史进程的规律。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描写了白鹿原几十年世事变迁中人们的历史性命运，以白嘉轩、鹿子霖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主人公的塑造为主，白、鹿两大家族也有截然相反的结局。尤其是白嘉轩作为一个几千年来中华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典型人物，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正负两面的全部价值。小说开头即叙写白嘉轩为家族传宗接代，“六娶六丧”与偶遇“白鹿”的情节本就赋予其神秘色彩，陈忠实又将其置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农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上进行细致的刻画，使其身上浸润着浓厚的封建思想，同时又折射出古老文化的巨大力量，既具有坚毅和朴实的品格，又闪现着天性纯良和兢兢业业的美德。白嘉轩作为乡绅，与长工鹿三胜似主仆，让自己的女儿认鹿三为干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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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还原生活：神秘化情节
“中国本信巫”[1]，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与认识水平的不足，先民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为了谋求生活和生存的基本需要而无计可施时便将希望寄托在鬼神、自然身上，自发的产生了鬼神崇拜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的民间信仰。20 世纪初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理性、科学的大旗下，作为其对立面的神秘主义不可避免的被蒙上了贬义的色彩。尽管有些作家在人格精神上受到西方神秘主义思潮的影响，如深受佛教理念影响的许地山 1921 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处女作《命命鸟》，男女主人公从相知相爱到双双殉情自身表现了生死轮回的苦痛，出于佛经故事中的“命命鸟”一身两头，生死相依，意象本身就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而五四时代崇尚科学的社会风气意味着揭露、批判封建迷信的愚昧荒谬，《命命鸟》男女主人公的结局更多的被认为是由于封建压迫所造成的爱情悲剧。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神秘主义与其说销声匿迹，更不如说已然成为一股潜流，文学作品虽表现出一定的神秘倾向，但由于社会原因和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禁锢的思想得到解放，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以韩少功、郑万隆为代表的寻根文学，吸收西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又从中国古老的传统中吸收养分，以马原、余华、残雪为代表的先锋文学，既写真实又写虚构，既写宿命又写偶然，都用超现实的神秘故事重新建立了人与人的，人与集体的，人与自然的，人与传统的等新的联系。谭桂林认为 80 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的风貌开始发生转型，即从政治主位转型到文化主位，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神秘主义的大举回归。[1]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神秘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一方面先锋派作家用象征、隐喻、意象、意识流的写法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神秘梦境和瞬间世界；另一方面，与中短篇神秘故事不同，寻根文学的传统作家用历史叙述与纪实的方法书写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故事，这种故事中充斥着用规律和科学难以解释的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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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意象审美与神秘文化
第一节 原始意象与历史的隐秘性
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我国“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处于主导地位，已然是评判每个作家文学创作水平的重要标尺，现实主义是客观真实、科学理性的，对中国文学的创作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特别是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向它不断地发起冲击和挑战，在文本中人物塑造、情节描述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陈忠实认为“现实主义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1]而叙述形式改变的表现方式则是将历史发展与神秘文化这种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通纳其中；贾平凹也认为传统历史叙述方式已经不适合甚至束缚了他。因此在哪里不经意的进入历史叙述控制历史发展的节奏去表现现实生活鸡零狗碎的日子，这时作家的传统民间记忆起到了很大作用。陈忠实和贾平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文学文本的历史叙述过程中开始借助神秘意象来处理历史事件中与历史存在的“间距”，将历史进行重构与再造。杨义认为“中国叙事文学是一种高文化浓度的文学，这种文化浓度不仅存在于它的结构、时间意识和视角形态之中，而且更具体而真切地容纳在它的意象之中。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地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2]。人类历史也并不仅仅存在于有形的物质形态和历史事件中,同时也存在于无形中，具有隐秘性和虚幻性, 诸如鬼神之类的东西虽没有明晰的踪迹可寻，却依旧存在于实际生活中与人们的精神世界里，这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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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域风俗与历史的丰富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建国初期后，在对理性与科学倡导的基础上，文学从反传统、反封建迷信又越来越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使其与历史叙述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相背离，也就是说，文学的叙述缺少了对于历史生活中人物思想结构和行为方式的日常状态表达以及形成这种表现的地域生活环境、传统文化因素的描述。历史作为一个过去式概念，一旦发生过，便是一个不可能被完全感知的事物。是否能够被感知，这是“现实存在”与“历史存在”之间的本质区别。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任务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与之相关的则要展现人物参与和生活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场景，十七年文学中对民间生活里风景和风俗描写的缺失是历史叙述文本中的一个表现。对于陕西文学中“史诗性”巨作《创业史》的出版，柳青认为这篇小说主要向读者展示的是中国农村发生社会主义的原因和过程。因此小说涉及的对秦岭山区少量的对风景的细致描写也是与当时进行的农业合作化有关，而对丰富多彩、欢快古朴、不为人知甚至具有神秘色彩的民间地方风习的描写并没有突出表现出来，因此地域性民族性的历史文化被抽空了，其中所积聚的漫长时间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内涵被文本中政治话语替代而成为衡量一切事物以价值和意义的标准，而历史也因作者着力构建史诗性文本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简约化、政治化和圣洁化了。但是真实的“历史存在”，应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要素为一体共同发展的动态的实体，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多维性。“文学本质真实最基本的内涵，应该是在于它揭露了生活表层背后的复杂与深邃，而不是在于它是否合乎某种历史规律。”[1]的确，十七年文学创作的要求是将一切复杂、丰富的事物，极端性地变成一种概要和轮廓，历史本身的复杂、丰富全为着论述政治本质而被肢解与遮蔽，因此“要改变历史叙述的简约化的倾向”，“就必须摆脱革命文化思想、精神、思维、语言的弊端”[2]直到 80 年代，出现了以韩少功、阿城等代表的“寻根文学”与刘震云、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作品中所出现和描述的地域性风俗民情表现出文学界对传统、现代多元化美学态度的转变，民间凡俗生活、风土人情正式成了文学审美对象，既背离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又摒弃了前卫与现代，而“新写实”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对于中国文学在 90 年代的走向，特别是对于文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的消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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