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研究，本文依托具体文本，重点对中短篇小说和《白鹿原》在细节的详略处理和叙述结构的重新配置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并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探究民族内部孕育的异质文化在碰撞冲突后的命运走向。同时，随着作者对传统文化反思的日益深入，也对具有同一性格内核的人物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完成“质”的飞越，并得到极致化的张扬进行了剖析，陈忠实通过向普通小人物身上灌注的生存体验，来唤醒沉睡已久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生命意识。
第一章 生命体验的积攒：《白鹿原》的面世
第一节 文本内容的复现
长篇小说存在一些普遍的共同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心思想或者说是思想意识，它是贯穿故事主题的线索和骨架，也就是说，长篇小说具有短篇小说所没有的一种从始贯穿到尾的、使其各部分融为一体的统一的组织结构框架。比如《白鹿原》中族长白嘉轩的思想观念、关中大儒朱先生的思想观念、鹿子霖的思想观念、田小娥的思想观念以及白灵、鹿兆鹏的思想观念等，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观念、主张和诉求相互交织、碰撞甚至相悖抵触而纵横交错，从而构成了小说中故事的情节。这些书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是非标准，是自主的、真实的完全意义上的人，都经历了漫长而丰富的磨难生活，是符合作者陈忠实信服的“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的，即“人的心理结构主要由接受并信奉不疑且坚持遵行的理念为柱梁，达到一种相对稳定乃至超稳定的平衡状态，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质地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这是性格的内核。当他的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多种事象的冲击，坚守或被颠覆，能否达到新的平衡，人就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1]。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思想观念，是集人物生活史与意识观念于一体的积淀和象征，我们可以轻易地从这些人物角色身上抽象归纳出他们身上所承载的某种意识形态观念，情节的曲折回转、无法预料的意外事件、交错复杂的矛盾和冲突等，从来不是作者从外部试图用自己的意义判断和是非标准进行干预的结果，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丰富的生活内容使然，而是由人物各自的思想观念不断颠覆、重构从而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从某种角度来看，长篇小说可以说与哲学或道德文章有相通之处。
相对于内容线索庞杂的长篇小说来说，短篇小说的人物只是在特定且短暂的时间和相对狭小单一的空间内被捕捉住，承担一个确定事件里启发意义的义务，这个确定事件也就构成小说的血肉实体，让形形色色的带有自己独特鲜明个性的人物角色从读者眼前一一走过。陈忠实曾说“在我的写作实践里，如果就真实性而言，细节的个性化和细节的真实性，是我一直专注不移的追求。多数短篇小说的写作，首先是有了至少两个以上内蕴丰富的细节，才能树立写作的信心和表述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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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物角色的承继
《白鹿原》在构思及写作过程中，不仅将中短篇小说中的具体情节和文本内容，例如《舔碗》、《窝囊——献给古原的女儿》作为文学资源纳入到其中，前期中短篇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角色，尤其是女性形象，也对《白鹿原》中人物的刻画有着不可忽视的铺垫作用。实际上，陈忠实在创作前期更擅长塑造男性角色，特别是老汉的形象，但是本文通过对其鲜少涉及和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分析探究，则更能反映出陈忠实生命体验和文学创作观念上的流变。他虽然在前期中短篇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并不多，但是与《白鹿原》中出现的女性人物却有着线性的隐性互动关系，这里提及到的“隐性”与文本内容复现的“显性”是相对而言的，故事情节与细节的重现是显性易观的，但是人物角色的个体成长经历和生存境遇是内化的，由此导致的不同人物角色之间所共有或相通的内在精神内核是潜藏于文本内部的，是难以捉摸和提炼的，因而这种承继关系是隐性的，所以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在中短篇小说中被赋予了生命，在《白鹿原》中走向了成熟。本章节意在挖掘角色之间的发展、继承与互通关系，不从女性的悲剧意识着手，而是从女性形象的爱情观入手，分析前期中短篇小说到《白鹿原》这一过程中，陈忠实对女性形象的创作和塑造有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存在的内部联系。陈忠实在为创作《白鹿原》做前期准备时，翻阅了大量史实文献与资料，他提到：“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不仅令我惊讶，更意识到贞洁的崇高和沉重……这些女人……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那几本枯燥姓氏的耐心……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她们叹惋。”[1]这几本县志给陈忠实的心里留下了沉重的历史烙印，对于女性生存与生活的历史也同时使陈忠实陷入更深层次的反思。他在小说中塑造了各式各样、风格迥异的女性人物形象，如《枣林曲》中的玉蝉，《丁字路口》中的娟娟，《初夏》中的兰兰、薛淑娴，《田雅兰——〈我自乡间来〉之三》中的田雅兰、《绿地》中的秀绒以及《白鹿原》中的朱夫人等女性形象，她们或者压抑天性默默地对生活低头，选择隐忍，延续着一贯恪守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或者坚毅的反抗，绝不妥协，以叛逆者的姿态于封建观念中奋力挣扎，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以其自身独特的形象承载着作者赋予的内蕴与魅力。下文将以陈忠实前期中短篇小说与《白鹿原》中塑造的各类女性形象的形象塑造为例，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人物内在精神特质的延续性与变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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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态度与情感的“流变”：从前期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到《白鹿原》
第一节 文体形式的过渡
在陈忠实厚积薄发的创作历程中，除了中短篇小说，散文以及报告文学的创作也占据了其文学创作的很大比重，这种艺术形式使作者更易于流露真实的情感态度，并直接抒发其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生命的体验，带有较为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陈忠实前期创作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性文学，主题多为宣传和歌颂具有人性闪光点的真实人物，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切近感，借以表达作者对人性美的深情凝望、对正面价值的积极追求以及对现实与历史的感悟与反思。陈忠实在这些以人物为创作对象的报告文学中，通过白描性语言与简单质朴的叙述风格所刻画出的典型人物，对其后续的小说创作也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他以报告文学中的原型人物作为小说创作的写作资源，对其进行虚构性文学所特有的艺术化处理，并赋予不同人物各异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内涵。因此，拥有相同人物原型的报告文学和虚构性文学由于文体形式和固定体式的限制，刻画和塑造的方式便有所差异，人物性格的内涵也各自有所侧重，两者因此具有了不同的艺术审美价值和思想意蕴。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两者是对同一原型人物进行的文学创作，但由于创作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大背景、文学写作大环境的差异以及作者自身创作观念的变化，对这一人物价值观念的评判和情感态度评价就有着较大的区别，这也为我们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
所谓报告文学，是以真实性原则和文学性原则为前提，歌颂与批判相结合，发挥其新闻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审美功能，以表现当下现实生活的精神本质和时代特色。报告文学和小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所具有的的审美功能也如文学作品一样，通过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典型而生动的人物和真实细致的环境及背景的描写，尽可能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中具有社会价值和时代价值的事物或场景，使读者获得精神上的思索启迪和审美上的体验并沉浸在阅读过程中。例如陈忠实于1985 年创作的报告文学《大地的精灵》和 1987 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四妹子》，这两个文本中的主要人物是根据同一个人物原型加以刻画和塑造的，但是虚构性文学和报告文学在描写和刻画人物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小说《四妹子》为代表的虚构性文学的形式特点，更多地是追求表意的暗示性、朦胧性以及含蓄性，纵使作者对四妹子的内心加以细致和深刻的剖析，也未尝能够将她的理想信仰、价值观或不同阶段的思想流变全部呈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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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域文化的初探
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之前的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蜕变，从对同时期创作思潮的紧密追随到自我反省、民族反思和文化回溯，不断借鉴吸收各类文学作品和优秀的文艺创作理论资源，进行着痛苦的精神剥离，竭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包括对柳青创作主张的信仰与脱离、叙述性语言的不断尝试、“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的试验等，其中，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开始用审视与批判的眼光看待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尊奉至今的传统文化并进行自觉反思，以侧重点和和主题都不尽相同的中短篇小说对三纲五常、封建礼仪教化进行程度各异的审视与批判。
《蓝袍先生》和《四妹子》这两篇小说分别写于 1985 年和 1986 年，是陈忠实关于传统与现代相碰撞、地域文化相冲突这两大创作主题由浅入深、犀利笔触层层递进的例证，也是他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学创作理论过程的见证。这两篇小说存在极大的共性，都是以写乡村日常朴素的生活为主题，将不同的地域风貌与性格迥异的主要人物相互映照、彼此衬托，以婚姻或恋爱的线索为辅线，共同服务于相通的主题，并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生动鲜活地展现出关中地区与山区不同的民俗和风土人情，两者始终充溢着一股普通百姓的生动而朴实的生活化气息，作者从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人生必经的常与变，表现农民所信奉或坚守的生活方式、道德伦理观念、生活期望以及处事的态度等，借以深刻剖析在涌动的生活浪潮的推动下，人物心理平衡机制被打破之后，呈现出的不同人物精神观念与行为的成长发展与变异。与此同时，这也凸显出陈忠实对于古老华夏文明的深沉思索，他将其他地域文化作为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传统文化的矛盾面加以映衬对比，发掘以关中地区为代表的奉行儒文化的人们所经历的精神裂变，并通过这种“精神变异”，归结出隐含在更深层次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