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在叙事模式，《中国在梁庄》以行动为线索，沿用了鲁迅开创的“离乡－返乡－再离乡”的返乡叙事模式，《出梁庄记》的叙事模式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变形，形成了“返乡－离乡－再返乡”的叙事模式。在具体的文本写作中，她运用多种视角和叙事话语来全方面地呈现对乡村问题和现状的认识，在叙事时空上将过去时间和现在时间交错使用，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在叙事上，采用访谈或人物自述的形式让人物自己发声，作者的声音时而显现，时而退居故事之后；作为新世纪非虚构的代表作家，梁鸿采用跨学科的方式，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新闻学的知识融入到文学的写作中去，多种文体交叉转换，这种写作方式不仅使乡土文学写作成为一种独特存在，也为乡土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第一章 颓败的乡村现实
第一节 恶化的生存空间
“生存空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一种描述，它反映人与自然社会的一种协调程度。”[３]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人类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这变化的背后却是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近年来，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资源短缺、物种消失、全球变暖等问题陆续出现，人类的生存家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环境保护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引发人们的高度关注。同样，反观中国的发展现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发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到今天的经济强国，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人们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地提高。然而，中国同样面临着西方国家曾经遇到的问题——自然的破坏和生态的失衡。随着发展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的扩大也在逐渐挤压着乡村的生活空间。对于乡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土地，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提到：“一直在某一块土地上劳动，一个人就会熟悉这块土地，这也是对土地产生个人感情的原因。”[１]过去，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界限比较分明，乡村人口的流动性不强，农民集中聚居在一片区域内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劳动，他们一般也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生活的土地。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城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城市的发展与扩张一方面挤压着乡村的生存空间，一方面又将污染的范围扩展到乡村。乡村的生存空间遭到极大的恶化，山水田园般的自然风光已经不复存在，这些现状也引发了作家们的担忧，乡村的生态和生存空间问题成为新世纪乡土文学不可回避的话题之一。梁鸿在以“梁庄之女”的身份进入故乡的时候，同样注意到了梁庄生存空间恶化的问题。
在《中国在梁庄》的第一、二两章中，梁鸿将描述性的语言和典型性的拍摄图片结合在一起，更加真实而鲜明地呈现了梁庄的外部变化。作者的叙述中，梁庄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基础设施、住房条件、道路建设等方面都有所改善，以及乡村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但是“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作者梁鸿的关注视角并不是对新农村发展中的成就歌功颂德，而是将着眼点放在伴随着乡村发展而衍生出来的种种不容忽视的问题和矛盾”。［２］梁鸿看到乡村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为沉重代价的，现在的梁庄之景已经与作者本人的童年记忆中的梁庄发生了极大地反差和强烈的对比，于作者而言，熟悉的梁庄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眼前陌生化的故乡。作者记忆中宽阔的河道、奔腾的河流都随着挖沙作业和工厂排污的破坏已经不复存在。一幢幢房屋平地而起带动了挖沙行业的繁荣，但是过渡的泥沙开采也相应地破坏了河流的生态资源；工厂的建设带动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周边的环境，水资源的污染直接影响到农村饮用水的安全问题。农村代表性的“坑塘”被楼房填补，仅存的少数“坑塘”放眼望去也已经不复往日的干净，“那是一片黑色的淤流，静止的，死亡的，腐败的淤流，没有任何生机”。［３］作者记忆中充满美好回忆的“坑塘”已经被污染的令人不敢靠近，显然，这样的现状是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乡村的生态环境问题关乎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存安全，乡村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效益，更应该注重生态的平衡发展，将生态效益纳入到乡村的发展进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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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复杂的乡村政治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单位，乡村政治对于乡村治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乡村部落，大多以姓氏或血缘关系为中心聚居而成，宗法制维系着乡村世界的和谐稳定。一般而言，威望深厚的族长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他不仅代表着村庄的形象和权威，更掌管着村庄的大小事务。正如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鹿村就是典型的以血缘和姓氏为中心的宗法制结构所维系的一个封闭的乡村伦理世界。虽然目前宗法制已经消亡，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宗法制的影子依然存在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乡村长老统治方式被废除，国家权力深入到乡村的底层，颠覆了整个传统乡村社会秩序。”［１］中国乡村在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乡村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城乡之间流动性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流向城市，导致传统的乡村秩序逐渐走向瓦解，乡村政治在城乡巨变的过程中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大批乡土小说家将书写的焦点聚焦在乡村政治层面，从不同的方面反映转型时期中国乡村的政治生态图景，梁鸿也不例外，她在看到乡村自然生态遭遇破坏的同时，也留意到乡村政治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梁鸿通过采访父亲、老支书梁清道、现任支书韩治景、县委书记等人对乡村问题和乡村政治的看法，将故乡梁庄几十年的乡村政治情况以及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政治面临的困境全方面地呈现在作品之中。
极端的政治崇权。梁鸿笔下的梁庄地处中原腹地，中原自古以来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这种影响表现在政治方面上，体现为对政治的极端崇拜，受到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对做官保持着极高的热情。鲁迅曾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灵魂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１］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乡村大地上依然存在甚至更为普遍。尽管乡村的基层干部多数没有编制，工资低，但是乡村干部的职位仍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一方面，乡村干部是身份的象征，是能力的彰显和威望的树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选者的虚荣心；一方面，乡村干部在村民自治中享有一定的权力，在某些方面可以为自己或家人谋取“便利”。在这样观念的驱动之下，乡村干部的职位成为一些村中“能人”眼中的香饽饽。乡村的政治由于乡村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局面，老支书梁清道当选支书时，为了维护村中关系的和谐，也要为上任支书和老保管的儿子安排上村中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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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颓败的呈现方式
第一节 自由灵活的叙事视角
学界对于“视角”的概念有多种解释。在这里笔者将引用胡亚敏《叙事学》中对视角的定义。她认为“视角指叙事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事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１］即视角是作家的讲述故事的立脚点。视角往往与人称使用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叙事人称使用决定着叙事视角的特征，不同人称的使用也会给读者造成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和接受体验。为了能够客观而真实地描写当前中国乡村的现状，梁鸿在其作品中采用了多种叙事角度来记叙文本，在多种视角的运用过程中又将其他学科知识引入到文学研究与创作当中，从而丰富了作品的表现空间和表现内容。
叙事人称主要指作家为表达自己的意图、观点所采用的人称。不同人称的使用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与情感体验。在《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中，作者采用多种人称交替使用的方式全方面多角度地描写故乡梁庄的现实图景。梁庄的风貌的变化、梁庄在现代化进程中显现的问题、梁庄人的精神状态是通过“我”的所见所感所闻呈现出来的。“我”在作品中即为梁鸿本人。梁鸿既是梁庄中的一份子，同时又是具有较高学识和开阔视野的知识分子，即兼具“地之子”和“人之子”的双重身份，梁鸿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她以“我”的视角进入乡村看待乡村问题时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和体验。《中国在梁庄》中，作者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内聚焦型的方式展开描写，这种内聚焦型视角“在创作上它可以扬长避短，多叙述人物所熟悉的境况，而对不熟悉的东西保持沉默。在阅读中它缩短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获得一种亲切感。”［２］在文本中，“我”是无处不在的，“我”一直存在于文本的始终，读者随着“我”的视角得以了解梁庄的整个全貌。作为曾经生活在梁庄上的人，以“我”来介入梁庄生活的内部是有着先天的优势的。在“我”的叙述中梁庄的过去与现在，梁庄在历史上发生的变化都浮出于历史地表。由于第一人称在使用过程中主体参与意识较强，在文本中会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和议论成分。例如梁鸿在看到村庄生态环境遭遇破坏时，会发出“树木与杂草遮掩着废墟，充满凄凉与破败之感，仿佛一个巨大的坟墓”［３］这样的主观感受。当发现梁庄内部存在的问题时，梁鸿作为知识分子的视角又会干预文本的叙述，发表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和评论，但是这种干预是在“不中断叙事的情况下以简短的文字阐明其看法，或用一些含意明显的比喻和评估性的形容词表达其倾向”。［１］如第三章在讲述王家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是通过乡村人物的讲述得以了解故事的原委，同时将乡村人物的态度也清晰地表述出来，但是在这一事件中，“我”不是以一个冷冰冰的旁观者姿态自居，“我”的评论意识和反思意识在文本中有清晰的呈现。当乡村中的人一直认为王家少女道德败坏时，“我”则以审视的眼光看到王家少年事件背后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指出家庭教育缺失和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