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从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体性三个方面系统地阐释了这两部作品所具有的早期报告文学的特质，明确其文学体裁，而此时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体系破而未立，社会环境纷乱异常，“东方稚子”的旅俄经历不管是从体裁还是从内容方面出发，其创作都是开创性的。虽然只是早期报告文学的萌芽，但是其报告性和文学性都已经初步具备，报告性基于对苏俄现状非虚构的政论性的写作，而文学性则是其具体内容的呈现方式，语言的跨文体性是《赤都心史》和《饿乡纪程》的一大创作特色，独出心裁地横跨诗歌、散文、小说的文学领域，用不同的表现方式真实的记载他眼中的苏俄以及坎坷波折的心理历程，不同于其他报告文学文章主体的客观的非虚构性，这两部作品在非虚构性的基础上更多的还加入了作者主观的思想的变迁过程，自始至终的哲理性语言生动的阐释了瞿秋白早期思想的重大转折，从中国传统的文化桎梏中解脱出来。
第一章 新文体的生成：报告文学的开端
第一节 瞿秋白的俄国之路
阴暗的“铁屋子”中，大部分人昏昏沉沉地迷蒙着，沉沦堕落于传统腐朽的封建的桎梏而不自知，或许有那些惊醒的人，原以为所谓的西方资产阶级或可成为救命稻草，巴黎和会却转而给了国人当头一棒，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成立的消息逐渐传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毛泽东如此说道，对资本主义的失望使中国知识分子转向对社会主义进行研究，但俄国毕竟是第一次进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尝试，不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体制已经趋于成熟，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同样为中国提供了一条崭新的出路，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引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者，以充满激情和意义的态度，连接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讲，欢呼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赞颂劳工和庶民的胜利，引起了中国农民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强烈的赞同和支持，甚至于后来《晨报》于 1919 年特别设立“旅俄通讯”栏目，并于 1920 年特派瞿秋白等人作为晨报记者去勘探真实的苏俄样貌。
瞿秋白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士的家族”，父亲痴迷旧派诗词并无一技之长为家里谋生，母亲苦于生活和精神的压力而自杀，年幼的秋白自小就看遍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正如他所说“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波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的家族里”[2]但是他却绝不是一个顺应命运变化的人，“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在要求’相矛盾”[3]愈是经历了封建余制的压迫，他心中就愈是想要寻求一条出路去反抗，去改变，后迫于无奈去俄文专修馆读书，却没想到这反而却成为了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后，面对这激涌的浪潮，瞿秋白切实地发出了自己的感慨“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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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宣告独立的报告文学
诸多学者在对瞿秋白《赤都心史》和《饿乡纪程》这两部作品集进行研究时，无一例外都对瞿秋白早期旅俄时创作整理的这两部作品集给予高度的评价，这样兼顾“真实”和“文学”的作品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对研究早期苏俄的实际情况，二十年代的中国现状以及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思想的记录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但是在对这两部作品的文体归属研究方面仍然存在不一样的声音，归属不能完全统一，有将其作为现代大散文的开创之作来进行学术研究的，也有将其作为报告文学的发轫之作来载入史册的，但这两种数说法并不绝对的矛盾对立。散文兼容性极强，对这两部作品更多的是将其标记为游记散文，从而忽略了报告文学文体自觉性觉醒的先机，因此，不应该单纯的将其作为散文来研究，更应该发掘其报告文学的文学潜质，作为一门独立的文体来研究。
一、与散文的交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个极度混乱的年代，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崩坏和政治上的频繁更迭，在文化方面也是恰好处于一个新旧文化的交替时期，旧的秩序崩溃，同时在东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当时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创作风格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传统的创作观念和方法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淘汰了，现代思想的解放使作家的创作更加随心，方式也更为灵活，不拘泥于传统的文体的限制，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现代散文的出现。“从五四时期开始的现代散文指除诗歌、戏剧、小说以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小品文、随笔、游记、传记、见闻录、回忆录、报告文学等。散文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杂文、短评、小品、随笔、速写、特写、游记、通讯、书信、日记、回忆录等都属于散文。总之,散文篇幅短小、形式自由、取材广泛、写法灵活、语言优美，能比较迅速地反映生活。”[1]在这里是将散文当做一个大杂烩式的文体研究的，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各种各样的文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或长篇，或短篇，或游记，或随笔……格式不固定，但却都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于是这些无法分类的文学作品便统统被归于散文的行列，这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散文文体的杂驳不纯。到后来，进行文学整理的时候，才逐渐将这些杂乱的文体一一分类，各有所归。在这里可以看到，早期的报告文学，游记，通讯等也是被归于散文一类当中的，但当时却并没有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概念，“报告文学”这一词语正式被提出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五四时期相差大概十年的时间，这十年左右的时间从广义上来说便是报告文学试探建立的时期，但这期间不乏相当数量的报告文学试探性的萌芽大量涌现，一门新文体的建立必须是应该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和较为成熟的文学理论作为支撑的，《赤都心史》和《饿乡纪程》的出现恰好处在这个尴尬的时期，即使是作者对这两本作品集的体裁也没有确定的决论，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写道：“所以凡能描写如意的，略仿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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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独创的创作探索：有意无意的文学尝试
第一节 “跨文体”的叙述语言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中国报告文学史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最早出现的具有报告文学气质的文学作品，从体裁上来看，它们脱胎于中国现代散文和通讯的土壤，但又超脱了散文和通讯的文学范畴，杂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的具有跨文体特质的报告式文学，一门新的文体的诞生必然不是偶然的现象，一是顺应时代的潮流，为现实社会的实际需要所服务。混乱的年代必须有正确的引领者来醒世振民，文学便承担了这种责任，而通俗的一般性的文学多起到一种延时性慢性的引导作用，对于当时风云变幻莫测的时局显然是过于迟钝了，因此即时性，简短性的新闻通讯便占据了各大报纸的顶端，于是两种显著的文学风格便不自觉地进行融合互补，造就了产生报告文学的温床。对于报告文学来说，第二则是与其杂交的母体文学密切相关。也就是散文和新闻通讯的文学体式，报告文学继承了散文，小说等文体的艺术性的文学语言，同时也继承了新闻通讯客观真实的文学内容，两种文体的杂交以及大时代的催生，造就了报告文学客观性，真实性，新闻性和文学性的文体特点。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的创作基本具备后来报告文学所拥有的文学特征，这也是将其看作是报告文学拓荒之作的一部分原因，外在的骨骼框架将其定位于报告文学的行列，内在的血肉筋脉也就是文学的语言的运用的表达使其内涵更加的丰盈，“语言是一种符号，当一种文学样式异乎别体,独立于文艺园地,它便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符号。”[1]报告文学之于其他文体是这样的，在逐渐地确立中衍生出了不同于其它文体的语言特征，而作为报告文学拓荒之作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在暗合报告文学的创作规律的同时又有一部分不同于规范的报告文学的语言特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者瞿秋白在创作伊始就没有对这两部作品集的文学性质进行一个准确的归类，致使其语言时而严肃，时而奔放，时而随性，这是独属于这两部文学作品的语言特征，后期规范逐渐确立之后便多了一些通俗，少了一些自由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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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哲理化的内在变迁
如果说外在表现形式的跨文体性是作者在尝试摸索中无意产生的文学成果，那《赤都心史》和《饿乡纪程》更为突出的一点则是在于内在的哲理化的渗入，或者说是在这两部作品中记载着瞿秋白思想变迁的轨迹，体现着他的人生哲学的演变历程，从一开始稚嫩热血的青年经历种种挫折逐渐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渡的心理的历程。这便是不同于其他报告文学作品的独特之处了，没有一个报告文学家能像瞿秋白这样将自己的思想上的蜕变过程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轴中通过叙写自己的游记报道慢慢的渗透进作品中去，详细地记载了在不同的时期对人生的不同感悟，哲理性渗透在这两部作品的方方面面。瞿秋白青年时期受儒家，道家和佛教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到后来接受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再到最后在旅俄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最终历年积累的人生感悟和文哲观点成为作者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这两部作品中还记载了诸多他对于现实人生的真切的感悟，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对后世瞿秋白思想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少年秋白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他出身于旧的“士的阶级”，接受的是传统的士绅教育，受母亲金衡玉影响，自小学习古典诗词，熟读孔孟儒家经典，奠定了整个人的思想基调，后受父亲瞿世玮影响，瞿世玮沉迷道教，尤其擅长黄老之学，受父亲言行举止的影响，瞿秋白也对道家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欢老庄的思辨哲理，推崇道家“出世”的人生态度，在离国前夕他便心生感慨，“我这次‘去国’的意义，差不多同“出世”一样。”[1]以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不拘泥于外在物质的束缚，一心为家国而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