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王十月从九十年代末开始进行打工文学创作，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他在时代的风云变化中经历着考验，他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职业身份、创作题材、创作风格也发生了改变。2018 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如果末日无期》引起了人们对他打工文学创作的质疑，他们认为王十月开始逐渐背离打工文学。笔者认为：王十月从底层打工者转换为作家/编辑，经济收入得以稳定同时获得一定社会地位，但他矢志不移地坚守着“大乘”文学目标，时刻关怀着自己曾经所属的打工群体。一个作家根据时代和个人喜爱创作出一部不同以往风格的作品是一件普遍的事情，并不能因此忽略王十月打工文学创作的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文学意义。
第一章 打工者生存困境的呈现
第一节 物质的窘迫
物质匮乏带来的苦难历来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关于进城打工者物质困境的书写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老舍的《骆驼祥子》。祥子怀揣着通过勤奋打工来获得幸福生活的理想从破败的农村走进北平，但在城市求生存的他面临着重重困境，三次买车却三次愿望破灭。老舍怀着悲悯的情怀写出一个进城谋生的打工者的生存苦难和命运悲剧。一个世纪的轮回，时代背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城打工者的生存悲剧仍没有结束，它在当代打工文学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并成为底层文学创作的焦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首先要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才能从事其他的社会活动。打工者从农村踏进城市首先面临的是基本的物质生存问题，正如王十月宣言“生存——这是我的当务之急”①。进入城市后，打工者背着蛇皮袋走出乡村时的豪情壮志往往被残酷的城市现实打破。城乡不合理的驱逐制度、就业的压力、治安队的欺凌、工厂资本家的剥削、城市人的歧视、超负荷的工作量等一系列惨痛现实扑面而来，使他们陷入物质生活的困境之中并承受着身体的折磨。王十月作为八十年代民工潮的一员，他对底层打工生活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他深受同感地诉说：“打工生活，从我踏上异乡的土地开始，便一日日露出了它的狰狞。……因我受的苦，是我们整整一代人所受，于我，并没有特别之处。很长一段时间，打工的我，只是在养活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节余一点钱寄回家。”②王十月经历过城市打工生活的物质压力和痛苦，认识到打工生活狰狞的面目，他的创作也因此饱含着对物质困境的倾诉。
打工者进城的第一要务是找到一份工作以解决基本的衣食住行问题，然而他们找工作的经历充满坎坷，甚至在进城的路上提前开始了不幸。王十月在《大哥》和《寻亲记》里都写到打工者首次进城“被卖猪仔”的经历：他们被骗搭乘黑车，
一路上多次被迫转换车辆并被“背包党”宰割钱财甚至拳打脚踢而无法反抗，这些打工者也因此开始质疑城市。这段书写来源于王十月的真实经历，同时反映了城市打工之路的苦难以及城乡关系的矛盾，王十月说：“然而那些卖猪仔的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他们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路，将是艰难重重的。”③进城后，打工者想要实现进厂打工的愿望同样艰难。《无碑》里的老乌从农村来到珠三角打工，为实现“穿灰色工衣，胸口戴着厂牌”的卑微梦想饱尝了各种苦难。老乌每天早出晚归找工作，由住便宜的旅店到露宿树林，找工作过程中两次被欺骗和讹诈。半个月身心疲惫的找工作耗尽了他的钱财和力气，直到走投无路的一刻，他才被施舍一份简单卑微的工作。即使如愿进入工厂，打工者的物质生活并未得到真正的改善，反而承受着各方面的物质威胁和压迫：存在安全隐患的工作环境、工资剥削、老板和高管的压迫、不合理的厂规等。
..........................
第二节 身份的焦虑
焦虑是人们常有的一种心理，主要指人的存在面临威胁时所产生的痛苦情绪体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每个人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焦虑体验，因为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力并要为选择的结果承担责任。弗洛伊德认为：“焦虑这个问题是各种最重要的问题的中心，我们若猜破了这个哑谜, 便可明了我们的整个心理生活。”②而身份焦虑作为焦虑的一种，是当今经济迅猛发展以及阶层分化明显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精神表现。阿兰·德波顿宣称：“现今，身份的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因为每个人获取成功（性爱的成功、经济的成功和职业的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③ 阿兰·德波顿道出了现代化背景下的身份焦虑状况，同时也是打工者面临的现实情况。从宏观上看，打工者的身份焦虑伴随着迅速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整体上反映出现代化扩张下人的物质和精神状况，而从微观上看，打工者的身份焦虑来源于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变换带来的文化差异和观念错位，折射出从传统农耕文明跨越到城市现代文明过程中发生文化冲突而带来的心理状态。王十月在打工文学创作中抓住两者，深入揭露城乡对立下打工者的身份危机，并把他们在寻求身份认同中产生的焦虑状态细致地描写出来。
打工者进厂打工常面临被命名的尴尬境地，高强度和单调的工作已经使他们身心俱疲，而管理层人员以数字编号代替打工者名字的行为无疑进一步促使打工者的机械化。名字从一个人出生开始存在并伴随人的一生，它虽然是一个简单的语言符号，但是它代表一个人的独特性存在，蕴含着个人的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甚至具有政治意义。当代作家范小青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直接以宣告名字的方式标题以表明小说中蕴含的一层意旨：通过宣告和呐喊自己名字的方式来彰显底层群体的存在和主体性。当代社会学学者吕途老师也时刻为打工者命名进行着争辩，她反对“农民工”这种命名，而坚决使用“打工者”和“新工人”概念。这不仅是对城里人偏见的反驳和对打工者尊严的维护，也是在考察打工者现实状况基础上的准确命名。因为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打工者虽然户籍在农村，但他们大多数没有务农的经验，甚至有的打工者在城市出生和长大，他们的后代也将会以城市作为最终的归宿，而乡村的家只是他们心里的或者符号性的家，他们已经无法回归农村。汪晖老师认为：“用打工者概念替代农民工概念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基于对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准确描述。当然，这一描述仍然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即土地制度的因素。”
.............................
第二章 打工者困境突围的思考
第一节 全球化视野
2008 年，《人民文学》第 4 期头条发表了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之后《小说选刊》、《北京文学》《小说月报》相继转载并引起一阵热议。该小说作为王十月思考转向的起点，不仅开了王十月打工文学创作辉煌期的大门，同时为当代打工文学创作挖掘了新的创作“水源”。王十月凭借《国家订单》斩获第五届鲁迅文学中篇小说奖，标志着王十月的打工文学创作进入新的阶段。王十月的得奖评语这样写道：“作为一位从工人中走出来的作家，王十月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中不同身份人们的复杂境遇有着深切的体会和理解。他的《国家订单》在危机与生存的紧张叙述中烛照人心，求证个体的权利、梦想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体现了公正、准确地把握时代生活的能力。”①王十月冲破打工文学的局限，首次将打工文学的视野转向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审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挟裹其中的打工者命运。
一、全球化下的中国打工图景
王十月时刻关注社会的发展动态，他时常能从重大社会事件中得到创作灵感，敏锐地捕捉到事件背后打工者的生存处境，因此王十月的创作常能切中社会现实的核心。王十月在《国家订单》获奖的采访中表示：“一个作家要得奖，要有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写出合适的作品。”②王十月意识到小说与时代的关系，因而能抓住时机有效地回应现实和发出特定时代的声音。例如，《烈火中舞蹈的凤凰》取材于 1993 年深圳葵涌致丽玩具厂大火事件，王十月以小说的形式向读者展露大火后侥幸存活的打工女性的内心苦痛和精神伤疤；小说《人罪》的创作灵感直接来自社会发生的一起杀人案件。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发表于 2008 年，当时中国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全球化成为当时社会的焦点，此小说应运而生，及时展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打工图景。
............................
第二节 寻根的回撤
打工者从农村出来怀着拼搏的巨大热忱走进城市，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并把自己的血汗注入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中，然而城市总在无情地拒绝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下，他们经受着肉体之苦和精神之痛。虽然有的打工者通过努力在城市勉强站稳了脚跟，但是在全球资本逻辑操控下大多数他们和底层打工者一样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王十月在《国家订单》里揭开的残酷真相。《国家订单》之后，王十月思考打工者困境突围的视角逐渐回撤，聚焦他们的精神起始点——故乡。在继承“寻根文学”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独特的打工经验和思考对打工者的“根”进行深入探讨。当身处城市的打工者对城市失落时，返回乡村成为摆在眼前的一条出路，然而昔日的乡村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变得面目全非，因此他们被迫处于“待不下城市，回不来乡村”的困境中。如果打工者毅然与城市决裂，坚决回到农村又会是怎样的境况？王十月关注到这种现象并在作品中呈现出来，本节也将会分析此问题。
一、故乡情结
所谓故乡情结，指人离开故乡后对故乡回望时产生的怀念和依恋之情。中国乡土社会长久存在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以及由此衍生的衣锦还乡的人生目标和“父母在，不远游”的训示，它们都蕴含着浓厚的故乡情结。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最早的《诗经》到当代文学创作，故乡情节始终是大多数作家乐此不疲的创作主题。打工作家抓住“寻根文学”的尾巴，呈现改革开放背景下打工群体的故乡情结。例如周述恒以写家书的形式直白地表达打工者的思乡感情；戴斌用人物粗俗夸张的方言表现打工者内心强烈的故乡情节。王十月的打工文学创作也蕴含明显的故乡情结。刘震云说：“情感的好恶,对故乡的反叛或者依恋,都是和故乡中某些具体的东西相联系。”①王十月作品中的故乡情结依托着与城市截然不同的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