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石一枫作为当下最有活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既具有生命力，也具有一定的广阔性与深刻性。从纵向的创作历程上来看，对“京味文学”的承续与发展以及对“新文学传统”的再实践，构成了他两点鲜明的写作坐标。而出身于“70后”与“80后”作家之间的代际特点，使得石一枫的身份体认工作也显得较为重要。
第一章 石一枫对“京味”文学的赓续与发展
第一节 石一枫与老舍——“新北京”对“老北京”的赓续与发展
虽然有论者认为“京味”文学的源头可以上溯至《红楼梦》，但是作为一种成型的文学模式与美学模式，老舍是“京味”文学这一文学风格的滥觞。“老舍是使‘京味’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①这就使得老舍之于后世京味文学的创作产生了相当程度上的奠基意义。后几代“京味”文学作家在进行“京味”文学创作时，都会或主动，或被动地借鉴老舍作品，亦或是受到老舍作品的影响。可以说，老舍的“京味”书写已成为了一种文学范式，嵌入到了“京味”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中。后代“京味”小说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老舍的影响，在老舍所奠定的“京味”文学基础上进行具有个人特点的创作。
考察石一枫前期的“青春三部曲”等作品，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几部作品都是在北京这个大的地域背景之下创作的。而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虽然不全是北京“土著”，但即使是《恋恋北京》中姚睫这样的外地人，也是属于在北京打拼的“新北京人”形象。这些人物共同在北京这个背景之上上演着一幕幕北京故事。
石一枫前期的“京味”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老舍作品或显性、或隐性的影响。石一枫也曾说过，“作为一个北京作家，我对老舍的亲缘感更强一些，他的很多词句和对白总是一不留神就从脑子里蹦出来，能用他的话完成我和别人的聊天。”②更为重要的是，在老舍“京味”小说的影响下，石一枫并没有单纯地模仿老舍的“京味”书写，而是在内化吸收老舍所创制的“京味”文学范式的基础上，具有个人特色的书写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21世纪初的新“北京故事”。这样一来，石一枫不仅受到了老舍“京味”创作的影响，更展现出了与老舍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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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石一枫与王朔——“新顽主”与“顽主” 之辨
王朔与王小波等作家被称作第三代“京味”文学作家。他们在继邓友梅等第二代“京味”文学作家之后开创了“京味”文学新的体式。石一枫前期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与王朔所塑造的“顽主”形象有着一定意义上的相似性，所以石一枫前期作品中的人物便常被研究者称为“后王朔时代的‘北京顽主’”。
无论是从作品分析，还是从石一枫自述中都可以看出，王朔对他的影响都是较为深远的。马小军这一人物本为改编自王朔小说《动物凶猛》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主人公。在石一枫的早期作品，如《流血事件》、《不许眨眼》中，马小军作为主人公一再出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王朔对于石一枫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而石一枫笔下还有与马小军具有相似性的一系列形象，也就是“马小军们”①活跃在作品中。
不仅作品与人物具有相似性，石一枫本人也与王朔有相似之处。他们有着同一个身份标签——大院子弟。大院子弟从小生活在大院之中，这是一群天生带有优越感的人。他们的父母虽然大多为外地移民，但是在北京的党政军机关担任着要职。在他们心目中，老北京是属于“胡同孩子”的，“而新北京则是属于他们这些‘共和国新贵’的。”②他们看不上甚至看不起老北京人，他们用“胡同串子”来称呼胡同中长大的老北京孩子。从根本上来看，造成他们优越感的，不仅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上一辈的显赫社会地位，还有大院文化的影响。“大院文化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化。”③正是在大院中所接受到的透彻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的影响，令他们比普通人更清醒。他们借助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家庭、政治、文化条件，很轻易地便可以看透自己所处时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的真实状态，这让他们抛弃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与追求，“胡同孩子”们所追求的东西，仅仅是他们的起点，或者连起点都算不上。他们在看清了“一切”后，在一定程度上便放弃了追求，转而采取调侃戏谑的方式来面对生活，来解构生活中的有意义的一切。但是相比较而言，大院文化对于王朔的影响，要远远深于石一枫。石一枫虽然自小在大院中长大，但是他并不认为在他们那一代大院子弟中存在现实存在的，可切身体会的大院文化。“或许完整的、核心意义的‘大院儿文化’，仅仅存在于王朔的小说与姜文的电影里，以及与大院儿有关系的人通过‘大院儿文艺’所产生的臆想之中。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大院儿文艺，也就无所谓大院文化。”①他对于“大院文化”的了解，最早来自于王朔。“假如存在‘大院文化’的话，对那种氛围的最详尽的文字描述，是王朔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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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转型与新文学传统诠释
第一节 “人的文学”——凸显“人”的尊严与价值
关于“人道主义”与人的文学的论述，自“五四”新文学生发之始，便一直在进行。周作人首次倡导“人的文学”概念，他以西方“人道主义”等思想为基础，结合自身的理解与中国的社会、文学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一套成体系的“人学”思想，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起到了巨大的影响。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对“人”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即“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④这两个要点，分别体现了周作人对“人”理解的两个层面。第一个要点侧重于“从动物”，实际上，周作人在这一点中肯定了人作为一种动物而应该具有的本能，“人”的这些生物本能是值得被尊重的。“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①而第二个要点侧重于“进化”，在第一个要点的基础上，周作人认为人不仅应当满足自然本能，更要再此之上完善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②这两点结合，便是“灵肉一致”的生活，是一个真正的“人”应当达到的生存状态。在此基础上，周作人提出了他所谓的人道主义，是区别于“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③的人道主义，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在周作人看来，应当在中国倡导的人道主义应当是以承认并尊重自身价值的人道主义，在自身的作为“人”的地位得以确立后，进而去爱他人，爱人类。可以看出，周作人人道主义的一大特点便是：大力强调“人”本身的价值。他并不赞成那种宗教式的“无我”的爱，他认为在对他人、对社会施加爱的基础是先确立自身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周作人对“人的文学”进行了定义。“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④他进而对“人的文学”进行了具体的要求“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⑤以上的动议，为“五四”新文学中“人的文学”作品搭建了明确的理论框架。“人的文学”的作品应当在承认“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本能基础上全面表现“人”的生活，既可以写理想的生活，也可以写平常的，甚至非人的生活。从而让人们的精神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做到“灵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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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问题小说——关注当下社会现实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关于小说需要观照与改造社会的论述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9 世纪末，梁启超就曾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倡议，倡导小说应当“改良群治”和“新民”。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①这就具有先声意味地强调了小说反映现实的先天合法性与适宜性。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陈独秀首先在《新青年》中提出“三大主义”，其中一条便为“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①《文学革命论》中这一纲领性质的倡导从宏观上进一步强调了小说反映现实的重要性质。随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进一步强化了小说应当反映现实的作用。文学研究会“倡导‘写实主义’文学精神，强调文学关切社会和人生的必要。”②正式形成了“五四”新文学“为人生而艺术”的重要文学立场。
“问题小说”与“问题小说家”的出现，则将文学（小说）为现实发声的职责进行了具体化——文学需“表现并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周作人提出“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这种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③胡适也表示文学作品应当表现“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④可以看出，“问题小说”中所谓“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并不是指抽象的、形而上的生存哲学问题，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问题小说’致力于用文学的方式来探讨和解决社会问题。”
“问题小说”集中爆发于 1919 年。作为新文学运动初期形成的一种创作思潮，亦或是热潮，它所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学界对于“问题小说”结束的时间尚无定论，但基本都集中在 1920 年左右⑥。随着“问题小说”所表现出的一系列问题，如不能很好地处理“问题”与“小说”之间的关系，对于“问题”的过分关注弱化了“小说”的作用等，“问题小说”热潮很快衰落。直到 1959 年，赵树理在山西文联座谈会上正式提出自己写的小说就是“问题小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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