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通过考察朵渔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诗歌创作，可以发现，朵渔二十年的诗歌创作是一个以建构“人”的形象为中心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经历了“发现”有身体的人——塑造具有批判精神和承担意识的人——呼唤具有爱和悲悯情怀的人——成为有信仰的“整全人”。
第一章 回到“人”本身的“身体写作”
第一节 发现“身体”的“下半身”诗歌写作
1、从发现“人”到发现“身体”
以“人”的书写去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诗歌发展脉络，不难发现，诗歌书写的主题经历了从客体到主体、由集体到个人、由精神到肉身的发展过程，这也是诗歌的写作边界不断扩张的过程。在极度强调“个人”融入“集体”的“十七年”时期，诗歌专注于对社会、国家、民族的热情赞颂，而缺乏个人形象的塑造和个人情感的书写，比如，贺敬之的诗歌《东风万里》写到：“我们六万万个胸膛……我们六万万颗心脏”①，在这里，个人的身躯和情感都从属于革命的大集体，“胸膛”和“心脏”均以集体的形式表现在诗歌中；再如郭小川在《望星空》中抒发的“我们要把长安街上的灯光，/延伸到远方”②的昂扬斗志，以及《向困难进军》中“让我们/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不仅用言语/而且用行动/说明我们是真正的公民！”③的革命决心，这些诗歌里没有具体可感的个人形象，只有对“我们”这个模糊群像的表现。在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代，诗歌作为政治工具而存在，几乎听不到个人化的咏叹。这也是“十七年”时期政治抒情诗的共性。
直至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文学历经十年浩劫后获得新生，文学意识逐渐觉醒，借助改革开放的强力，一大批西方文化、哲学思想涌入中国并迅速传播开。在这一片新鲜的土壤中，以北岛、舒婷、江河等诗人为代表的朦胧诗派从地下走到地上，他们以《今天》作为诗歌阵地，致力于文学中“人”的发现，以叛逆的精神呼唤诗歌中人性的复归。如北岛在写于 1976 年的《回答》中直言：“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④北岛在诗歌中塑造了一个独立的、愤怒的、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形象，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年轻人质疑权威、反抗强权的决心。诗中的“我”不再是机器中的螺丝钉，而是一个开始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的独立个体。同样书写独立个体的诗歌还有《宣告》，是北岛为遇罗克烈士而作。诗中的“我”希望成为一个“人”，希望拥有人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利，但在那个年代，如此卑微的希望都被视作反叛，“我”为此付出了最惨烈的代价，在赴死前，面对时代宣告，“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①。再如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将向日葵拟人化，塑造了敢于抗争的个体形象。在黑暗的十年里，人饱受荼毒，尊严被肆意践踏，最基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随时可能被伤害和毁灭。朦胧诗人们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以怀疑和反叛的姿态进入诗坛，坚持“我永远不会忘记为民族的一员而歌唱，但我首先记住作为一个人而歌唱”②，在诗歌里伸张正义，追求光明，争取人的生命权、话语权和独立思考的权利，相对于“十七年”文学时期的诗歌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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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朵渔诗歌中的原欲与生命意识
从精神到肉身的突破打开了写作的禁区，但“打开”仅仅是解决了诗歌“写什么”的问题，朵渔“下半身”诗歌创作的另一层内涵是，将身体写作看作是一种挖掘人的原始欲望的写作。道德、礼教、知识、政治对人的原欲的压抑，本质上是对人生命本能的束缚，对生命意识的忽视。将受到压抑的原欲发掘出来，关注到人的动物性以及在原始欲望驱使之下的性冲动、性行为，这是朵渔对于生命意识的尊重和自觉唤醒。当生命意识被唤醒，就意味着打破了传统、世俗、陈规对个体的压抑，把被压制在无意识中的个体意识和生命意识带进意识领域，得以去认识到自己隐秘的身体和精神需求。只有正视个人的身体欲望，才能在现实社会的文明和语境中张扬早已被隐蔽到心灵深处的人性，实现现代精神的转换和表达。
朵渔对于人原始欲望的深度挖掘，可以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来论证。1894年，弗洛伊德提出了 libido 这一概念，中文翻译为“力比多”，也可以称为“原欲”。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所产生的一系列心理和行为都有其内在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本能。人类具有两种最基础的本能类型，分别为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这两种本能各自具有不同的作用。其中，生的本能又包括性本能和生命本能，这两种功能保证了种族内部的正常繁衍和生存。性本能以性的欲望作为基础，性欲表现为人类性的冲动和寻求快感的欲望。其背后的原始驱动力就是力比多。弗洛伊德指出，原欲有三条转化路径，一是加以克制，使之消除，第二是通过升华成为艺术创造的动力，第三则指向其他对象，即发泄或得到满足。
根据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批评中的主张，朵渔诗歌里的原欲书写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反抗之前文学对人的身体、人的欲望和对人性的过度压抑，在诗歌里强调和表现原欲，并以此来重新认识自我、身体和欲望的合理性、合法化，让身体成为精神的救赎。在朵渔的诗歌中，他仅仅是借用了“身体”这个场域，借用身体不只是为了挑战和反抗诗歌对人原欲的压抑，更是希望通过身体去寻求个人欲望的自由。如施特劳斯所说，追寻一己之欲的自由，“意味着公私分离，私人领域不仅必须得到法律的保护，还必须不受法律的干预。在私人领域中，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或思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变得任意或偏激。”①对原欲的捕捉，即是对私人领域的尊重和保护。生命个体原欲的背后，并非只有淫和色，原欲也可以是美好和良善的。再看朵渔的诗歌，他所做的，就是将那些不被社会风俗和生活常识接受而遭到压制的欲望以诗意的方式召唤出来，从原欲流动的场景中体验到生命意识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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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个人化的现实介入和历史想象
第一节 怀疑和批判现实
朵渔面向现实的写作，源于自身最真切的生活经验，直接指向我们的现实处境和未来的去向，具有极强的真实感和现实感。朵渔的批判现实之作，有的以诗人自己的生活现实为原型，揭开了体制生活的面纱；有的以重大社会事件为对象，予以冷静的审视和彻底的剖析；有的推己及人，呼唤社会应有的公道和正义；有的面向自我内心深处，做出深刻的反思与检讨……通过阅读和分析朵渔这类诗歌作品，读者能真切地感受到人与诗歌最紧密的融合，也感受到诗人对尊严、自由、公平、正义等信念的真诚呼唤。
2004 年，朵渔从一家工作了十年的杂志社辞职，亲手砸了“饭碗”，回到家中潜心读书，专心写作，这在当时是一件极具勇气又近乎疯狂的事情。在朵渔看来，这个“碗”指的就是体制。借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摩根弗里曼老人的话来解释人与体制之间的悖谬关系：“开始你恨这些围墙，接着适应它，后来离不开它，这就是被体制化了。”在朵渔的《追蝴蝶》和《最后的黑暗》两本诗集里，不乏对体制的书写——如“某种危险潜藏着/书记们在楼上开会”①；如“冬天来了，开会的时间到了/北风的担架手，抬来独裁者的假面”②；如“我出借过三十年光阴/五千张纸条，三篇悔过书/两封告密信/一瓶红墨水。/他们还给我一份/档案：该同志……”③；再如“一只被组织派来的苍蝇跟我讨价还价”④等。
上述这些书写体制的诗歌，都是以朵渔个人的真实经历为蓝本的诗意展现，诗人咀嚼现实中的苦痛，说出了暗藏在“开会”、“档案”、“组织”、“书记”背后的体制秘密。众多诗歌中，《妈妈，您别难过》最为出色，诗人对着母亲的诉说，道出了身体和心灵在体制伤害下的双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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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挖掘和重构历史
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说过，“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这里所说的“记忆”，不单单指个体的记忆，同时也指涉整个时代的记忆和历史。诗歌中的个人叙事也可以成为记忆历史的途径，“叙事是关于过去的。被讲述的最早的事件仅仅是由于后来的事件才具有自己的意义? ? 如果未来是开放的，过去就不可能最终被封闭起来。”①但在“十七年”文学时期，诗歌创作过度追求宏大叙事，追求其社会功用，忽略了诗歌的个人叙事功能。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个人化写作占据诗人创作的主流，他们流连在自我世界中，使得诗歌失去了对现实的关怀，同时失去了容纳历史的胸怀。与此同时一部分具有写作责任感的诗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找到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来处理个体与历史、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这种写作方式即个人化的历史写作。朵渔对于历史的解读也受到了这种写作方式的影响。
在用诗歌书写历史的具体实践中，朵渔是自觉且超前的。分析朵渔的个人化历史书写，需要借用著名诗人、批评家陈超提出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这一诗学概念。按照陈超先生在《先锋诗歌 20 年：想象力维度的转换》中的表述，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指的是“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个人的话语方式，去处理我们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②后来，批评家姜涛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内核重置为诗人的“个体主体性”。长诗《高启武传》是朵渔以个人视角想象历史的结果，最大限度发挥了诗人的个体主体性，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和满怀良知的讲述方式，展现了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命运起伏。
《高启武传》是朵渔为自己的祖父所立的传，记录了一个底层农民与时代和历史息息相关的命运。考察历史意识在诗歌《高启武传》中的渗透，需要依凭叙事和抒情的双重视角。从叙事时间来看，这首长诗分为五节，分别为《河堤记》、《翻身记》、《粮食记》、《牛棚记》、《墓边记》，以新中国成立前后、“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几个重要事件串联起祖父高启武穷苦悲哀、暗淡无光的一生。高启武的童年是不幸的，年幼丧父，和哥哥靠拉车维持生计；建国后，他翻身获得了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