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研究，以往的文学史研究通常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由其本身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效果决定的。因此，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很容易把一部作品的接受史简化为作家和作品被接受的历史。事实上，一部作品的接受史不限于此，当这部作品被作者生产出来，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也是对文本的创造过程，批评家对作品的阐释过程也是一种再创造过程，这些都是构成接受研究的重要因素。所以，一部作品的接受史还应当包括普通读者的阅读史和批评家的阐释史，这三种因素对作品的接受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接受美学理论的提出，为研究者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考察作品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一章 《呼兰河传》的接受历程
第一节 20 世纪 40 年代：《呼兰河传》的研究定调期
《呼兰河传》作为萧红长篇小说代表作，是她生前留给文坛的一颗璀璨明珠。1938年，萧红在武汉开始《呼兰河传》的单本创作，1940 年 9 月 1 日，《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开始刊载，同年 12 月 12 日，萧红在香港完成整部书稿的创作，直至 1940 年12 月 27 日，《呼兰河传》连载结束。作品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艺术手法被众多研究者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作品进行阐释解读，这与《呼兰河传》诞生之初的境遇迥然不同。20 世纪 40 年代，石怀池和茅盾最初对这部作品进行评论，他们的经典评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奠定了《呼兰河传》的主要研究基调。
一、作品出现的历史语境
在接受美学理论家看来，作品的接受除了读者因素的影响，还取决于“文化制约”①，这种“文化制约”的影响中就有时代、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一个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不存在具有永恒意义的作品，文学作品的接受具有历史性，它是一个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语境中被不断接受的过程。即使同一时代存在着多种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文化氛围，但是在这种复杂的文化氛围中会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所形成的社会风气对整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基调起重要作用，并且对处于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审美标准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一文化氛围对批评者的批评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认为，对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地位的认识，要“将文学作品置于所在的‘文学系列’中”，不能忽视“文学经验的语境”①，姚斯这里提出的的“文学系列” “文学经验语境”简而言之就是作品诞生前后的时代背景和作者一贯的创作风格。从这种角度考察《呼兰河传》问世之初的接受：一方面，在《呼兰河传》问世之前，大众对萧红的评价始于鲁迅、胡风、周扬等人对《生死场》关于民族国家宏大主题的权威定位，这种权威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众期待视域中萧红作品的创作主题。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呼兰河传》问世初期，由于作品的思想意蕴、艺术审美、文学理想与时代所要求的作品标准和意蕴内涵等相距甚远，并且评论者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审美追求、艺术眼光、批评标准都与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文化语境息息相关，又加上作品与这一时代的大众期待视域迥然不同，所以《呼兰河传》最初的文学接受及其评价，便在这样一种“文学系列”和“主要关系系统”中被误读与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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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20 世纪 4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呼兰河传》的接受冷遇期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一直到 70 年代后期，《呼兰河传》研究的论调一直强调从主流意识形态出发，与石怀池和茅盾的评论基调别无二致。在这几十年中，《呼兰河传》的研究一直处于冷遇状态，即使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呼兰河传》的评价也仍然没有改观。文革期间，研究进程一度停滞。十七年时期，随着萧红“小资”身份的定位，不仅是《呼兰河传》，萧红后期作品的研究进展几乎为零。20 世纪 50 年代，萧红开始被书写进文学史，但是这一时期文学史的书写与《呼兰河传》本身的价值并不匹配，几乎每位文学史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评论和研究的重点放在《生死场》上，即使是海外文学史也没有对萧红及其作品做出重要评估，《呼兰河传》在这一时期几乎被遗忘。
一、大陆文学史的低估
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并不等同于接受史，但是文学史作为接受史研究的一种补充有着重要意义，文学史编撰者首先是具有特殊身份的读者，其次才是文学史的编写者，因此，对文学史进行研究可以为作品的接受历程提供依据。
新中国成立之前，文学史基本上都忽略了萧红的存在，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萧红才开始进入文学史。但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建之初的特殊性，同时也受到时代语境的影响，中国新文学最初的定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在 50 年代的文学史编撰中占据了主导。这种用文学反映政治斗争，使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在 50 年代文学史的编撰中非常普遍，阶级分析和政治化解读在文学史中体现的也比较明显。
由王瑶所编撰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于 1951 年与 1953 年分别由开明书店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分为上下两册。在王瑶的《史稿》①中，萧红虽然第一次进入文学史，但是却始终没有提及《呼兰河传》的创作，并且把萧红划入了左翼作家的阵营，对萧红作品的评价也基本以左联时期的评价标准为参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对萧红的评价。《中国新文学史稿》在 1982 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修订版，在修订版中对初版本的内容有所增加。在 1982 年的修订版中，对《呼兰河传》进行了有保留的评价。《呼兰河传》被放置在“战争与小说”①这一节中，评论这部作品时引用的是茅盾的经典论述，强调作者的寂寞和苦闷，在论述基调上与石怀池类似，都表达了对萧红脱离时代和人民群众表示遗憾，并对萧红的逝世感到惋惜。同年，李何林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由新建设杂志出版社出版，但是这部文学史并没有对萧红的作品展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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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呼兰河传》的出版与阅读
第一节 《呼兰河传》的出版与销售
《呼兰河传》的初刊本发表在《星岛日报·星座》。“1938 年，戴望舒到香港后，受邀担任《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利用这份刊物，他向当时的知名作家约稿，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凭藉‘名人效应’，海内外作家郭沫若、艾青、茅盾、沈从文、郁达夫、萧军、萧红、娄适夷等都成了《星座》撰稿人，《星岛日报》也因此成为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②。这样一来，以报刊为载体，以发行为依托，当1940 年 9 月 1 日《呼兰河传》连载刊出时就预先有了比较广泛的读者基础。而读者的反响如何，可以根据上文提到的石怀池的批评文章作为参考。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武汉、广州等地沦陷，文人经过大规模内迁一度改变了我国地理区域文化布局不平衡的状态。西南地区特别是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迅速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出版业、报刊业等文化事业空前发达，文人和知识分子构成当时主要的读者群。《呼兰河传》的单行本便是由位于桂林的上海杂志出版公司发行，1941年 5 月，初次出版时发行 2000 册。1943 年 6 月，河山出版社再次出版，首印发行 3000册。这在当时书店林立、出版业发达的桂林确实算不上是大数目。相比《生死场》的出版，不到一年内出版六次，每次发行 2000 册左右，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况且这里统计的只是出版发行状况，这 5000 册是否都能销售出去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毕竟在当时，假如不考虑盗版情况，《呼兰河传》的销售方式基本靠店内售卖，而且考虑到这一时期书籍出版主题，抗日宣传作品居多，像《呼兰河传》这类不涉及抗日问题的作品，销售量和影响范围应该是极其有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版本，是由公营出版性质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 1954 年 5 月根据寰星出版社重新排版印刷，该版本以现代汉语规范为标准，无论是出版社性质还是语言规范问题，都有不容置疑的标准，但也正因为以现代汉语为标准，因此原著中带有地方特色的个性化语言被削弱，此次发行6000 册，是建国后第一次大批量发行的版本。《呼兰河传》第一次在大陆大规模出版发行是在新时期之后，1979 年 12 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呼兰河传》，首印195000 册，相比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到新时期的出版发行量，这个数目在当时是比较大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读者在摒除了特殊历史时期影响后做出的阅读选择，《呼兰河传》逐渐回归普通读者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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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呼兰河传》的普通读者群体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中指出“所有的书写都有赖于读者的包容和接纳，正文的存在是沉默的，一直沉默到读者阅读它的时候”①。因此，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于被阅读，在阅读过程中被阐释。这一过程中，读者角色必不可少。除了专业领域内专家的接受，普通读者的接受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普通读者，指的是不以阅读为工作和谋生手段的非职业读者，对普通读者阅读行为的研究是进入《呼兰河传》接受史的重要途径。
《呼兰河传》的发表，最初是《星岛日报·星座》以为媒介系统。《星岛日报》是抗战时期在香港发挥重要作用的报刊。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内地的一些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批文人南下香港，香港短时间内涌现出大量报刊，《星岛日报》就是这一时期著名报刊之一。在《星座》上，主编戴望舒团结了不同派别的作家，使得《星座》群星荟萃。《星座》上出现了不少现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成为战时文艺色彩浓厚的刊物。那么在战时的环境下，这份刊物的读者群有哪些？《星座》副刊的文艺性特点决定了它的读者阶层应该是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甚至是鉴赏能力的人群，加上抗战时期大批文人南下香港，因此，香港地区的读者群以文人为主。虽然这一时期内陆可以获取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