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研究，《洼地上的“战役”》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受到了大规模的批判，也未受到客观的评价。作者路翎也因复杂的历史原因沉寂了二十余年。这篇作品甚至一直很难被研究者纳入研究的体系中，因为它生长的土壤和形式极为特殊，寻找它所在的谱系变得尤为困难。笔者试图在资料的梳理中重新还原当时的争议现场，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议，并找出形成这种批评现象症候的深层次的原因，重新审视作品本身，对于作品的“误读”和“新解”的挖掘，并与文本之外的世界做对话。从而能从这个“旧”文本中挖掘到“新”的意义——未局限于中国战争题材的框架中，有自身的表达情感的独特性，也放置于国际主义视野中对战争本身的反思，是不可多得的“非战争”表现的战争小说.
第一章 还原现场：批评与反批评
第一节 源源不断的批判声音
围绕《洼地上的“战役》这篇小说的批判，并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而是在这之前就出现了许多端倪。首先，在 1948 年的建国前夕，位于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就胡风等人的创作问题进行了探讨。《大众文艺丛刊》，是创办于香港的一个文艺刊物，从 1948 年 3 月至 1949 年 3 月，共出版六辑。它的主要功能是“以发表文艺理论为主的刊物，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也刊登少量的作品和文艺理论方面的译文”①。在四十年代末，建国前夕的重要时期，《大众文艺丛刊》的分量是不容小觑的，而它的功能也是为了建立新世界做一些准备，介绍马恩等无产阶级理论，并有计划指出、澄清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胡绳于 1948年 3 月 1 日发表了《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主要提出了对于路翎的几点怀疑。首先是，“作者虽然抱着同情来写工人（即使在批判他们的弱点时），但是他真的写出了工人吗？”②胡绳认为作者看似写的是工人，但其实写出来的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思想，并得出来了这样的结论：“作者并不真正了解工人。”③在分析原因时，胡绳认为：“我们的作家不满足于仅仅刻画矿工的外形与活动，他企图写出这些‘黑色子孙’的内部的精神活动来。也很显然的，对于知识分子的作家们（他们的出身往往和剥削阶级相接近），认识劳动人民的品质比认识剥削者的丑恶要难得多。”④胡绳认为《青春的祝福》这个集子整体反映出来的是，作者描绘了不真实的生活。
在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中这样讲到，“文代大会开会之前，胡乔木同志向党员作家们的讲话中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应该把创作上有成绩上的青年提到领导机构里来；譬如路翎在创作上有突出的成绩，应该被提到领导机构里面，当然路翎在其他方面也有缺点，但党员作家也不能说都没有缺点的。”⑤这使路翎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基本情况并没有变化，批判文章从个别到爆发，时隔并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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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路翎的反批评姿态
针对源源不断的批判文章，路翎在 1954 年 11 月 10 日完成了四万多字的长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作为反批评，为几篇作品进行了有条理、有逻辑的解释。写出这篇反批评的背景便是胡风等人刚刚向中央提交了“三十万言书”。由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以为这次“反击”成功的路翎，也一吐心中多年不快，殊不知这篇文章连载于 1955 年《文艺报》1-4 号，作用只是刊发出来供人们批评而已。重新审视这篇反批评，路翎的“破”和“立”在逻辑上是极有说服力的，从政治倾向性、主题争议、具体人物争议等方面一一进行阐释和反驳。正如克尔克·丹顿（Kirk A. Denton）在路翎与胡风的研究专著中提到的：《文艺报》发表了路翎对他的朝鲜战争小说所引发的批评进行反击的长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这篇文章分为三部分，对批评认为他的小说“鼓吹个人主义”以及“攻击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进行申辩。这个反击使用了咒骂式的口吻，所以随后被当作他不愿悔改的证据。
一、对批评家逻辑的质疑
对批评家的整体逻辑的质疑：即政治倾向性的误读——因为批评家们通过滥用政治上结论来代替了只针对创作问题的讨论。
批评家们的“手段”：在个别语词上“爱情”和“纪律”上做文章，将读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引导到“作者反对纪律”的逻辑中去，否认了人民中间的纯洁的、和集体战斗目标结合为一的爱情。
逻辑的奇特性之一：因为“个人战胜了集体”，纵然坚毅和自持，也“无法改变在战争中丧失了个人幸福”，因而作者宣传了“个人悲剧”。
逻辑的奇特性之二：对人民的愿望和仇恨、痛苦和牺牲的同情，“无论怎样”，“无论如何”，都是“个人主义”和“个人温情主义”。 认为王应洪掩护王顺牺牲是一种“宿命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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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评背后：“宗派主义”政治与文学的暧昧关系
第一节 批评家与批评阵地
文学期刊与作家之间的纠葛要追溯到鲁迅与《新青年》，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奠定了鲁迅现代文学的地位，与此同时，《新青年》积累的作品实绩，也离不开鲁迅。作家、期刊及期刊编辑部之间的微妙关系是从《新青年》肇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围绕着文学期刊和报纸，作家、批评家和读者之间依然是互相支撑的关系。尽管从属于各大文艺机关的杂志和报纸仍然承载着文学生产的职能，实质上已经不再拥有过多的自主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和敏感，作家创作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无论是作品的主题、形式还是内容都受到了严格的把控。但十七年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时期的独特性恰恰在于，这种隐形的力量无形地控制着作家的个人创作，在文学生产的整个过程中，从作品出版到读者接受，都被渗透着，这也很大程度的影响了作家写作时的“生产”方式，怎么写才能安全地发表、出版。在这种制约下，文学期刊、报纸、出版社自然而然成为了被党直接监管的对象，从生产出来到传播出去再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都是不能铤而走险的。例如，我们较为熟悉的，至今有着悠久历史的《人民文学》、《文艺报》等都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属刊物，也是作协下设的机构。作协党组织负责根据党的指导思想，确定刊物的整体方向，包括如何发稿、审稿、定稿，以牢固地掌握文学“阵地”。
从 1949 年建国之后，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接连受到批判和打击，这使本就严峻的创作环境，变得更加如履薄冰，文学作品的产出也因此变得格外小心翼翼。路翎作为其中一员并没有减少文学作品的创作。1949 年 10 月，路翎的短篇小说集《山村纪事》由上海天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1950 年 9 月，路翎的《燃烧的荒地》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1952 年 2 月，路翎的小说集《平原》由作家书屋出版。1952 年 2 月，路翎的话剧《祖国在前进》由上海泥土社出版。随后，便产生了一些批判路翎话剧《祖国在前进》和小说《平原》的批判文章。在这种情况之下，路翎决定响应作家“深入生活”的号召，1952 年 12 月 25 日，《文艺报》报道了全国文协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的情况：路翎、李维时等三名去朝鲜前线，随后创作出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人民文学》是隶属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刊物，路翎从朝鲜归来后的一些作品都是由《人民文学》发表的，这是令人诧异的，1953 年 6 月 2 日，路翎的《春天的嫩苗》刊载在《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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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胡风等“七月派”作家与新中国政治话语的矛盾
胡风等人的“话语”和新中国话语表面看上去都是以革命斗争为旗帜，但其实反映出来的是两套话语背后的不同与矛盾。从左联时期开始，在鲁迅与左联的矛盾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宗派主义之间，胡风等人就已经显现出与周扬、冯乃超等左联实际领导者的矛盾。关于左联，在茅盾的回忆里，瞿秋白就曾说过，例如“左联”像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等。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周扬，则被鲁迅私下常以“我们的元帅”代称周扬，由此可见怨怼已深。①萧三在致鲁迅的信中具体阐述了左联的一些长期未能彻底克服的错误，包括“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也是解散“左联”的原因。②鲁迅先生尽管对解散左联始终持有保留态度，但是作为左联的领导人，连鲁迅都有被“左联”排除在外的感觉，可见，宗派问题由来已久。茅盾对此认为，鲁迅还不是党员的身份，左联中的一些成员对鲁迅只是尊敬，但并非服从。与此同时在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认为：“我见到他们在《文学界》第二期上的做法和编者的《附记》,也感到宗派主义的病根不浅：胡风他们有宗派主义,而周扬他们又以宗派主义回敬。”①胡风作为鲁迅麾下的得力干将，同样是党外人士，对“宗派主义”深恶痛绝，同鲁迅一般，胡风与周扬的矛盾也是由来已久，各自与鲁迅的关系问题，胡风离开左联之后，两人就“典型问题”有过一次争论，后来又有“两个口号”之争。在一九三六年鲁迅与左联的紧张关系，在疾呼“宗派主义”的党外人士中，胡风在若干年后的“三十万言书”中也强烈地控诉了“宗派主义”，讽刺的是，胡风集团被定罪的缘由很大程度亦是来源于“宗派主义”,被归为“反革命集团”也是颇为吊诡的。由此可见，“宗派主义”的概念就变得极为诡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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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重读文本：内部世界与外部对话 ……………………51
第一节 不“纯粹”的情感——不能实现的爱情 ……………………………52
第二节 路翎“她姓力量”的参与——反崇高的崇高 ………………………58
第三节 超脱战争的“战争” …………………………61
第三章 重读文本：内部世界与外部对话
第一节 不“纯粹”的情感——不能实现的爱情
那么萦绕在这篇小说中的感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感情呢？路翎坚决地否认了它是爱情，这种感情在读者看来是非常微妙的，不管是王应洪对金圣姬，王顺对王应洪，王顺对金圣姬，金圣姬对王应洪的感情都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感情，都包含着一种连他们自身都没有意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