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研究，过渡性是改革小说“婚变叙事”的最大特征，同时也是它所反映的 80 年代最大特征。旧的事物刚刚被推翻，但传统势力的影响还未完全消散，新的事物不断萌芽、发展、壮大，消极因素被积极因素掩盖着前行，一切都呈现出同以往和未来 90 年代乃至新世纪迥然不同的面貌。就叙事模式来看，古代常见的“父母阻挠”模式在这一阶段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刘兰芝与焦仲卿、陆游与唐婉儿的悲剧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成为历史，反封建的婚变主题也失去了现实的土壤。从时代主题来看，90 年代后，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推动下消费主义蔓延中国，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此时的婚变是消费主义逻辑下欲望化的镜像表达，表达的是对消费文化引发的道德沦丧、价值失范、精神放逐、理想隐退等负面效应的强烈批判。
第一章 改革小说“婚变叙事”的几种模式
1.1 “家国冲突”型：改革大业与私人生活的裂隙
在改革小说中这一类型的“婚变叙事”是指婚姻里，一方是大刀阔斧、积极推进改革事业的“改革家”，另一方是自私自利的消极应对者，两者之间的冲突在婚姻家庭的私人空间中无限放大，最终将感情消解殆尽。“改革者”形象常常被视为改革小说为文学史的人物画廊新增添的一种独特类型，他们无一例外地拥有进攻型的气质、改造社会的战斗热情以及面对困难毫不退缩的悲壮性格。在以往的研究中，形象塑造的得失往往是关注的焦点，然而，将其置于婚姻领域中观察，他们却是作品中离婚率较高的一类人群。换句话说，改革小说中“婚变叙事”的一大突出特点即是以“改革者”形象作为出发点，不再将其感情生活设置为“美人配英雄”或“才子佳人”的传统圆满模式，而是以考量普通人的眼光，观照他们的私人感情生活，婚姻中的摩擦冲突同样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甚至是陷入婚姻困境。其次，作者不约而同的将“反改革”势力安插在“改革家”的“大本营”中，设置为他们最亲近的人。也正是因为配偶的反对，“改革大业”与“私人生活”被完全对立开来，陷入二者不可兼得的尴尬境地。最后，婚姻的告急不在于任何误会或第三者的插入，在情节的设置上改革事业往往是引爆夫妻冲突的导火索，主人公被放置于“家”、“国”两个环境中考验人格、锤炼品格。
改革小说摹写的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改革家”是这个时代创造出来的英雄。刚刚从十年浩劫走出的中国，经济严重滞后，旧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显露出种种弊端，民众思想观念也亟需重建，加上历史的沉积和世俗的劣根性，这些势必引起一场社会的大变革。正如 1978 年元旦社论中指出的：“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①唯有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大刀阔斧的割掉烂肉、铲除痼疾，竭力推动新的体制的建立，才能打破经济落后的局面，进而实现政治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向现代化的迈进。改革大业需要卡里斯玛式人物冲破重重阻碍、打开局面，不可避免地，改革家成为作家最青睐的人物形象之一，他们通常被设定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忠实的好干部。《男人的风格》中的陈抱帖就是一位应运而生的时代英雄。他有着极为漂亮的履历：中央政法学院的大学生，毕业后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革命化的出身、专业化的知识水平以及年轻化的资本帮助他成为了 K 市市委书记。
.........................
1.2 “嫌旧爱追新富”型：贫穷及保守者终被弃
所谓“嫌旧爱追新富”型，指的是在新的时代变化下，原本平平淡淡的两夫妻，女方一方面因家庭经济水平、生活情趣等原因，开始看不上平庸无为的丈夫；另一方面由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使其下定决心离婚再嫁。此时的“婚变叙事”中常常存在一个“一女二男”的人物关系设置，女性虽然是已婚妇女，但外形上依然青春靓丽，喜欢追求新鲜时尚，因而拥有自由选择婚姻对象的资本；而“旧爱”是彻彻底底的“老实人”形象，
在 1980 年代，“老实人”似乎成了时代的弃儿，处于婚姻中的被动地位。事实上，“老实”在现代汉语中兼具褒义和贬义的两重意义，一是指行为不越矩、行事稳当，为人可靠实在的人；二则指固守原则，不懂灵活变通，缺乏一定的应变能力、死板教条的人。但无论哪种，在改革小说中，他们都沦为了被时代、婚姻抛弃的双重失败者。因此遭受嫌弃甚至是抛弃命运的“旧爱”同“新欢”的差距，一部分在于身份地位、财富积累等方面；还有一部分则是出于精神层面的考量，是否顺应时代潮流、拥有改变庸常生活的勇气与能力。
第一，按照传统社会法则生存，靠自己的力气养活家庭，心中怀有传统美德，但清贫的现实条件却难以满足妻子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一件离婚案》将故事的发生地点设置在法庭上，妻子通过法院起诉离婚，通过陪审员问答的方式插叙夫妻二人的回忆来还原故事始末。妻子陶怡春漂亮时尚，因曾被一个能言善讲的小伙子欺骗感情，所以当介绍人带来了老实平庸的王怀礼时，她立刻答应了。然而两人的矛盾在日后的生活中逐渐累积，陶怡春追求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小资情调，而自己的丈夫不懂感情、不懂浪漫、太老实，将离婚的责任全归结于丈夫，认为跟着丈夫“精神上受罪、经济上吃亏”①，甚至说出了“窝囊”、“废物”这样的字眼评价对方。王怀礼也对这场婚姻做出默默梳理：娶到漂亮媳妇的幸福心情他至今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就决定把一切都外化成对妻子的疼爱：承包了所有的家务、把好吃的都留给妻子，自己吃窝头咸菜、自己不买衣服，省出的钱全留给媳妇打扮。但是一切都在慢慢发生变化，陶怡春在舞场上结识了林玉琪，林玉琪通过公司内部帮陶怡春买了许多便宜货，渐渐俘获了陶怡春的心。王怀礼一次巧合下撞破妻子和林玉琪的过分亲密，夫妻俩的矛盾终于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航鹰的中篇小说《倾斜的阁楼》以平实细腻的笔墨描写了一个普通工人之家在改革时代走向解体的悲剧故事。
.......................
第二章 “婚变叙事”话语与“改革”政治
2.1 祛脱“私心”：“改革者”的职业伦理想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起拨乱反正的大旗，这一时期的文坛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欢庆气象，作家们沉浸在轻松和愉快的氛围中。无疑，19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转折的时代，要求文学挣脱政治的束缚、淡化政治的影响一时间成为新时期小说的主要声音。也正因如此，新时期文学与“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的“断裂说”得到很多人认可，二者之间被人为地宣布为激烈的对抗关系。但事实上，就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历程而言，“政治”始终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构成因素，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也离不开政治意识形的影响，或主动或被动，政治化一直是文学的特征之一。因此，即使是“极左”政治宣告结束，但意识形态话语依然在改革文学中发挥威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时期文学仅仅是在内容上发生了置换，其核心工作由阶级斗争变成了经济建设。权力推进改革，而权力也指定文学艺术为宣传改革的工具。于是，意识形态话语与改革文学合谋，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等敏感性话题作为历史切入点，囊括深刻的社会意识和强烈的社会反响，展开了一场以满足政治需要和社会变革为主要目的的合情、合理、合法之文学实践。早在 1979 年 10 月 30 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主流政治就对新时期文学做出符合自己历史意愿的表述。周扬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新时期文学肩负着表现“伟大人民”和“伟大时代”的文化使命，是声援、支持“改革开放”强国战略的重要力量。①这些便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的要求。改革小说中的“婚变叙事”的逻辑起点即是符合于此的一种建构，它通过婚姻双方在改革浪潮中的不同观念与行动的设置，并以婚变作为官方给出的正确答案，依靠文学的情感力量和政治无意识建构起来的认同感，对当下的读者群体和整个社会予以改革的合法性宣告，并且隐晦地进行改革意识的规训。
..........................
2.2 价值观更新：否定传统的观念游移
改革带来政治格局的变化，政治对文学的规训也从地上转移到了地下，给文学自身释放和生长的空间。改革题材的涌现也为作家提供了一定逃离的可能性，他们不再将文学当作政治任务和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在“真实性”话语的指导下走向了广阔的现实生活，阐释时代语境中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一方面，“婚变”恰恰是社会现实中多发的现象，文本中的“婚变叙事”是客观真实的反映结果。另一方面，“婚变”因其两方角力的特性而拥有其他情节不具有的张力，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日常生活叙述仿佛给作家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作家们发现在这个空间里就可以摆脱掉那些让自己头疼的条条框框的约束了。”
改革开启了中国的新时期，新的经济体制势头迅猛，不断冲击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根基，转型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前所未有。1978 年因为改革开放的决定注定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的观点，这场变革虽然发端于经济体制改革，但这并不仅仅只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体制的更新和利益格局的调整，而是必然冲击着原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影响甚至决定社会意识层面的历史走向，如思维方式、价值追求等，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②因此，从社会意识和整体价值层面来说，一方面传统的文化结构被打破，传统价值观受到怀疑，其统治地位也开始动摇，固守传统的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同落后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较为宽松的商品经济环境下，价值观念也愈加趋向自由和功利的野蛮生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个体和整体的关系，根据思考的结果调整并确立自己的价值坐标，同传统做出决绝的姿态。
............................
第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