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因其内在的多义性和丰富性而历久弥新。而其意义和价值不仅存在于作者的主观创造意图中、存在于文本的语言符号结构中，也产生于文本与接受对象之间开放、流动的关系中。正如《莎乐美》这部作品，当它跨越纵向差异与横向差异，脱离世纪末的维多利亚社会历史环境，突破不同种族语言文化隔阂，被中国读者与作家进行阅读、批评、借鉴、改写时，其作品超越性的意义便得到了彰显和深化。无论是被以田汉为代表“为艺术派”进行启蒙化解读，还是在成为都市文化中的消费符号，甚至因极端个人主义精神被左翼思想家进行激烈地批判等等，这些都体现了《莎乐美》这部戏剧拥有广阔的阐释空间。而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能够持续引起关注、引发共鸣，最重要的是其传达的价值意义具有普遍性、非语言性的特点。文学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由人类有意识进行创造的产物，它所指向的目标必然是人和人所存在的世界。虽然唯美主义否定现实，否定人生，否定理性，但在其追求超功利的感性审美价值中，本就蕴含着拓展人类精神空间、丰富心灵体验，从而促使人类更美好、更健全、更自由地生活的自觉意识。唯美主义中颓废情调也正是由于生命欲扩展而不得延伸，欲自由而反遭束缚后由对现实、对人生的焦虑、绝望而生的。“莎乐美 ”式的抗争，能够激起接受者的生命激情，使其焕发向生活抗战，向命运搏斗的生命力量；也能使接受者受到消极影响，偏至到极端自我的病态享乐中去。无论如何，它所蕴含的复杂隐秘的生命意识和人文情结能够启发、促进接收者对人类的命运进行质疑和追问，对人如何寻求自我的定位、寻求自身的价值进行思考，这便是其艺术魅力生生不息的源泉。
第一章 “莎乐美”引入的不同路径
第一节 留欧者与留日者的差异
探究五四后《莎乐美》在中国现代文体上掀起热潮的原因，解志熙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文学》、薛家宝《唯美主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肖同庆的《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等学术专著都指出当时知识分子对《莎乐美》的接受存在误读：被英国主流文化界视为道德败坏、行为疯魔的莎乐美被包装成了追求个性解放，精神解放的启蒙女先驱。身处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亡国灭种”的衰落危机、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现实要求、对诲人诲道传统文学的鄙弃、破除封建礼教束缚来重建国民灵性品格的要求都使当时大批的文学青年甫一见《莎乐美》即震慑于其破绝一切的反叛激情，目眩于其华美张扬的抒情语词，心驰于空幻奇妙的自由想象中，只看见了其契合五四精神和新文学发展的一面，而无暇顾及《莎乐美》背后的以非理性反理性启蒙、以耽于感官肉欲逃避严肃现实生活的内在本质。除了学界所强调的这些影响因素，笔者认为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还与当时五四启蒙者的不同的留学背景有关。对王尔德的《莎乐美》进行积极介绍的陈独秀、田汉、汪馥泉，以及在《昨夜》中以“莎乐美”自称的白薇、为《莎乐美》译本作诗《蜜桑索罗普之夜歌》的郭沫若、以欧阳予倩为代表春柳社核心成员等等，都有着赴日留学考察的经历，这些留日派成了向中国文坛推介《莎乐美》的主力军。而那些本应直接接触到唯美主义思潮和王尔德作品的留欧学者，却对《莎乐美》介绍和批评普遍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
19 世纪末曾盛行一时的唯美主义思潮随着王尔德的身败名裂，锒铛入狱而走向没落。至王尔德于 1900 年去世，唯美主义思潮彻底在西方文坛偃旗息鼓，当时英国评论家也普遍将王尔德视为二流作家。虽然自 1905 年罗斯将王尔德《自深深处》的删节本及往来书信公开发表后，欧美各国掀起了王尔德作品的译介浪潮，王尔德的作品重新获得读者的热切关注。然而 20 世纪初西方学界对王尔德研究也是聚焦于个人生活及同性恋情，对其作品并未过高推崇和进行深度研究。对于留学欧美的中国作家来说，他们能够以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王尔德作品的优劣，看清唯美主义以唯美、唯我、唯乐的颓废享乐态度反庸俗、反道德、反启蒙、反工业文明的实质。曾留学法国的戏剧家袁昌在她的学术著作《法兰西文学》、《法兰西文学史》中均有介绍唯美主义文学，并将《莎乐美》用于戏剧课教学，组织武大社团排练《莎乐美》，但她仍不忘提醒学生“别为了美的艺术所诱而误认为其内容为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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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比亚兹莱插画与“莎乐美”的流行
随着王尔德的戏剧《莎乐美》被引入中国，为《莎乐美》作画的英国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也开始受到中国文艺界的注意。1923 年，田汉的译本选用了其所画的插图，郁达夫也在《创造周刊》上用肯定比亚兹莱的艺术成就。由于创造社的积极引介，比亚兹莱大胆、独特的艺术画一时颇受追捧。鲁迅、海派狮吼社的邵洵美先后自费出版过比亚兹莱的画集，《南国周刊》、《新月》、《洪水》、《现代文艺》等现代杂志都刊载过比亚兹莱的绘画。比亚兹莱的绘画受日本浮世绘与西方装饰画的共同影响，沾染着世纪末的颓废气息，仅用黑白两色和简洁流畅的线条就能再现原剧繁复华丽的吊诡意境，表现出震撼人心的艺术张力。郁达夫曾赞叹比亚兹莱只“轻轻的几点”，就“有使人看了永不会忘记的魔力”①，梁实秋在《题璧尔德斯莱的图画》中写道：“把玩壁氏的图画可以使人片刻的神经麻木，想入非非，可使澄潭止水，顿起波纹，可使心情余烬尽，死灰复燃。”②徐志摩也在给孙伏园的信中写道：“其实琵亚词侣的黑白素描图案，就比如我们何子贞张廉卿的字，是最不可错误的作品，稍微知道西欧画事的谁不认识，谁不爱他？”③足以可见比亚兹莱的插画具有蛊惑人心的魅力，为当时中国文艺界所看重。而无论中西，比亚兹莱热潮始终都与莎乐美热潮相伴相生，《莎乐美》使名不见经传的比亚兹莱一跃成为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明星，而比亚兹莱的极具视冲击力的插画也成就了《莎乐美》的轰动效应。学界在考察当时中国文艺界对《莎乐美》的接受时，主要是以王尔德的剧本为主，即使有注意到的插画的，也是视王尔德的剧本和比亚兹莱的插画为一体两面，不加区别，一概而论。其实比亚兹莱在为《莎乐美》作画时并不遵循王尔德原作本意。在反传统上，其插画比王尔德的剧本更加前卫大胆，具有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对中国新文艺界的影响而言，比亚兹莱的所画的莎乐美并不逊于王尔德的原作。中国现代文艺界在对王尔德的《莎乐美》积极接受的同时，比亚兹莱的插画也影响着他们对“莎乐美”艺术内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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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莎乐美》的演出与接受
第一节 新浪漫主义与《莎乐美》
20 世纪 20 年代后《莎乐美》能为中国广大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所熟悉，离不开田汉以及田汉所带领的南国社的功劳。1920 年田汉在日本留学时不仅着手翻译莎乐美，还跟郭沫若谈起过把《莎乐美》搬上中国舞台的计划。他对《莎乐美》的热情也是受到了日本新浪漫主义的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前文已交代，田汉认为新浪漫主义受到了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共同影响，新浪漫主义将自然主义重客观、重知识、重研究的特征与浪漫主义重主观、重情感、重理想的特征结合在一起，既能以“肉的世界窥破灵的世界，由刹那倾看出永劫。”①又“不与实世界相离，不与现世界相远，且认定舍实世界无以达理想的世界，舍现世界无以达永劫的世界。”②田汉是从理想的现实性、灵与肉的协调一致来理解新浪漫主义的，即着眼现实人生、求真去伪；又肯定艺术至上，强调艺术的超越性。“我如是以为我们作艺术家的，一面应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排斥世间的一切虚伪，立定人生的基本，一面更应当引人入于一种艺术的境界，使生活艺术化（Artification），即把人生美化（Beautify）。使人忘记现实生活的苦痛而入于一种陶醉喜悦浑然一致之境，才算能尽其能事。”③不同于唯美主义将艺术和现实全然对立，认为现实应服从艺术。在这一时期，田汉的文艺思想则是以现实为底色，浪漫为表达方式，并将艺术作为能够指导人生、改良人生的良药。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文坛上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为人生派”和以创造社为代表“为艺术派”争论不休。关于外国作品的翻译和改编，文学研究会抱着功利的态度，认为翻译应该有所取舍，应该结合中国国情的需要，是足救时弊的，“个人研究和介绍给群众是完全不相同的两件事情”④，“就是有确定价值的作品也似乎不能乱译。”⑤1924 年，洪深将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为话剧《少奶奶的扇子》时就是遵从着“为人生”的原则，将原剧中的场景、人物、语言全部中国化，突出社会批判的主题，以求能造成广泛的社会讨论效应。而遭受“为人生派”攻击，被视为“盲目翻译家”的田汉却始终坚持着“为艺术”的主张，他不愿像洪深改编《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那样去迎合中国观众的口味，坚持翻译和演出的内容完整、原汁原味。田汉翻译的《莎乐美》语言流丽，用词华美，字句的长短都尽量与原剧一致，译稿的内容都力求符合王尔德原旨，“我每译一脚本无论成绩如何，总经过相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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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都市文化与《莎乐美》
虽然《莎乐美》的演出在南国社被迫中止了，《莎乐美》中唯爱至上的爱情观、个人享乐的人生观，对耽迷声色感官的审美观却仍影响着都市文化生活。王尔德在《谎言的衰朽》中提出了“生活艺术化”的主张，他认为艺术高于生活，生活应该模仿艺术，艺术家应该用具有美的艺术去挽救日益庸俗化、机械化的现实生活。王尔德创作了莎乐美这一经典形象，随着《莎乐美》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莎乐美》也融入到接受者的个人生活中，让人模糊了艺术与现实的界限。女作家白薇在《昨夜》中称自己就是有毒的莎乐美，并在信中以莎乐美的口吻对情郎杨骚说道：“死在你美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