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 3月《文艺报》编辑部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总结建国以来三十年、建国至‘文革’开始十七年、‘文革’结束以来三年这三个阶段文学运动的成就和问题、经验和教训”③，而这不仅是当年《文艺报》编辑部的工作重点，也是当时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小组报告起草小组的研究重点。这其中明确提出了当代文学的三个阶段：“三十年”、“十七年”和“三年”，本论文所考察的中心基本就是其中的“三年”。可见，早在“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三年”文学的意义就已经开始得到重视和研究，而在随后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茅盾、周扬、夏衍都对这“三年”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④。但是，随着“新时期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三年”由于缺少足够的“容量”，逐渐被“新时期文学六年”、“新时期文学十年”这类更为宏阔的文学视阈所取代，这“三年”似乎完成了它的文学使命。因此，在后来的文学研究中，“三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被遮蔽的位置。距 1979 年三十年后，蔡翔、罗岗、倪文尖在一次文学三人谈中重提了这“三年”的价值与意义，他们将此称为“前三年”。蔡翔指出，整个八十年代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建立在对‘前三年’重新讨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1980 年代要回应的，实际上是‘前三年’提出来的叙事主题和叙事方式”①。罗岗强调“前三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压缩性”，而这样一种“时空压缩”中至少包含了来自三个方面的资源：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西方的视野以及“文革”的遗产。
第一章 “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历史语境
第一节 “新时期”起源的历史转向
一、当代文学史概念中的“十七年”和“新时期”
“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是本论文的两个关键词和核心概念，因此有必要先对两个核心概念做出简要阐释。布迪厄说：“命名，尤其是命名那些无法命名之物的权利（这一点仍然未被注意或仍然受到压制），是一种不可小看的权力……当‘命名’行为被用在公开场合时，它们就因而具有了官方性质，并且得以公开存在。当‘命名’行为现实或隐晦地显示了那些只存在于不清晰的、混乱的，甚至是压制的状态的事物时，情况亦是如此。”②布迪厄在此处论证了一种“命名策略（Nameing Strategy）”，指出了“命名”背后所隐藏的权力。今天在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分期时，除开整数的断代分期外，我们会很自然地说出诸如“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等分期概念。面对这些业已形成的固定概念，我们在拿来言说的同时却很少思考其背后的“命名策略”。从上述例举的概念来看，“文学”之前都被过多地冠以时代政治的因素。正如何平所指出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和时代政治的共同建构是一个基本历史史实。”③ “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也不例外，“十七年”和“新时期”本就是产生于于时代政治话语中的概念，它们被挪用、嫁接到了文学史的分期与命名中。然而概念的生成与构造远非如此简单，我们“应从概念的相关关系上，从文学史研究与文学运动开展的关联上，清理其生成过程”④，从而发现其能指背后的所指意义。
首先，“十七年”和“新时期”是一对时间概念。从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对于“新时期”的含混暧昧，“十七年”是一个所指非常明确的历史时段，它是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至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颁布的这一时间段。诚如本文绪论所言，“新时期”这一概念的阐发与形成有着较为复杂曲折的过程，它没有一个准确的起始时间，而学界对于它的具体历史起点也存在不小的争议。但基本可以明确的是，1976 年 10 月“文革”的结束是“新时期”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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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与重建
“文革”结束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随着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推进，文学也紧随其后，迅速做出反应，“新时期文学”也由此生发出来。在 1976 年“四五运动”至 1979 年年末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的这一段时间里，文学从上一个历史时期的范式中脱离出来，开始了起源和重建。论及“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和重建，首先需要关注文学生产的恢复和文学机制的重构。洪子诚指出，对“当代文学”而言，涉及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中几个比较重要的环节为：一、文学机构，即文学社团和作家组织；二、文学杂志、文学报刊和出版社的情况；三、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四、文学评价机制，包括文学的阅读和消费方式。① 而论及这些环节，首先就要提到 1949 年 7 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第一次文代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后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它经常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终结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第一次文代会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文学体制的建立和文学生产的方式。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②的成立不仅意味着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联合，还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文艺组织机构的形成。第一次文代会后不久，1949 年 7 月 23 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在北平成立，10 月又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关于“文联”和“作协，有论者做出如下评述：
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名义上是群众团体，实质上是国家管理文学的职能机构……作为组织开展文学创作、批评、出版的群众团体，它们要尊重文学生产、传播、消费的规律，维护作家、批评家、出版者的创作权利，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同时，作为国家管理文学的机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要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要求，适时制定、发布有关文艺的方针政策，总结文学创作经验，领导全国性的文学运动，以此来规范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在常规文学时期，代表政党对违拗文学范式的作家和理论家开展有组织的批评，试图压制反常现象，消除文学危机。它召开会议，做出决议，对涉事的文学工作者进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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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承续“十七年”：“重放的鲜花”与旧文新生
第一节 “重放的鲜花”：“歌颂与暴露”
相较于 1979 年 5 月才重新面世的“百花文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更早的时候就在“酝酿”重回文艺界了。1975 年，邓小平短暂复出主持工作，着手整顿全国各条战线的混乱局面。在同年 10 月 4 日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针对文艺方针，他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①，这就为“文革”后“双百方针”重回文艺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新时期”起源之初，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主导，文艺界的拨乱反正首先还是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政策中寻找资源和和合法性，由此，“双百方针”就自然成为文艺界呼唤的焦点。据徐庆全的研究，“新时期之初较早的对于‘双百’方针的官方肯定，以华国锋1977 年 12 月为《人民文学》的题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最为明确和最有影响”②。而据第一章章第一节的论述，“双百方针”正式重回文艺界是在 1978年 5 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它被写入大会审议通过的新宪法之时。然而，尽管当时“双百方针”重获合法地位，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活跃在文艺界的作家和批评家却并未得到平反：1966 年颁布的《纪要》还未正式撤销，他们的作品和理论也因此还没有获得“话语权”。就 1978 年 12 月 5 日《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的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来看，《文艺报》编辑拟定了一份应予落实政策的作家作品名单，在刘锡诚的记载③中，该名单所列举的六类作品中没有出现“百花文学”的身影，但是《文艺报》却有“在报刊上屡受批判的作品如……以及刘宾雁的《在桥梁的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等，都应重新得到评价肯定”④这样的会议报道。此外，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编著的《六十年文艺大事记 1919——1979》的对这次会议的记述中，也将刘宾雁和王蒙的这两部作品列入了重新评价的对象⑤。可见，“百花文学”中的代表作品开始得到文艺界的关注。随着 1977 年底胡耀邦开始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978 年 10 月中央决定，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此时文艺界也重新对“十七年”中题材问题、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暴露文学”等问题的关注探讨，这些都为“百花文学”的回归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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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旧文新生与艺术民主
1979 年 1 月、2 月，《文艺研究》在第 1 期和第 2 期分别刊发了周恩来1962年 2 月《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和陈毅 1962 年 3 月《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上的讲话》，其中周恩来的讲话是首次正式发表。2 月 4 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周恩来 1961 年 6 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