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上述三篇讲话分别产生于“十七年”时期的“新侨会议”、“广州会议”的预备会和“广州会议”中，这些会议是党对当时文艺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倾向的调整和纠正，尤其是“新侨会议”中制定的《文艺十条》（1962 年由文化部和文联党组正式下发为《文艺八条》）、《电影二十三条》，“广州会议”中周陈二人就知识分子问题做的报告以及对《同甘共苦》《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等受批判剧本的重新肯定。在当时，这些文艺政策和讲话都有利于扭转 “左”的倾向，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改进文艺工作。可以说，
“新侨会议”和“广州会议”是政治领导人在“十七年”时期对于文艺工作的有效反思和调整。然而受政治形势的影响，文艺没能沿着此次调整的方向继续走下去，这些会议所制定的文艺政策自然就很难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和落实。而在随后的“文革”中，这些会议又被“四人帮”污蔑为“黑会”，成为批判的对象。随着新时期文艺界拨乱反正工作的推进，这些会议成为“反正”的对象。《人民戏剧》在 1978 年 5 月召开了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曹禺在会上提出：“现在应该给广州会议恢复名誉。”①夏衍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即为《从广州会议谈起》，他指出当时剧作者提出的“心有余悸”②问题，关键在于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不足，因此他“希望所有戏剧工作者要重温周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指示，领导工作者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努力使自己成为戏剧艺术的内涵，从把剧本搞好的愿望出发，要有平等的态度、民主的作风，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发号施令的作风，来帮助剧作者提高思想、艺术水平”③，夏衍在此处着重强调了艺术民主的问题。“抱着对文艺创作应该怎样写‘大家可以讨论’的态度，胡耀邦接受了陈荒煤的建议，批准发表 1961 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④，而 1979 年 2 月《人民日报》针对周恩来此次讲话所发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题目中就重点凸显了“社会主义民主”⑤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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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现实主义的恢复：精神或方法.................................. 39
第一节 现实主义：曲折的道路 .................................... 39
第二节 接续，还是断裂：精神或方法 .............................. 44
第四章 题材的开拓和新人的塑造：禁忌与许可.......................... 51
第一节 题材和人物：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 .......................... 51
第二节 禁忌与许可：来自文学内部的对话 .......................... 57
第四章 题材的开拓和新人的塑造：禁忌与许可
第一节 题材和人物：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 从绪论部分的研究综述中可知，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时期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关联性问题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具体到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出现了这样的观点，例如，程光炜指出，蒋子龙、张抗抗、韩少功、梁晓声这批作家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在‘十七年’或‘文革’中走上文坛，到‘新时期’仍在用旧文体写新内容”②，同时他还指出“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出现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主要延续的是‘十七年’小说‘干预生活’的叙事模式和文学想象”③。程光炜做出如上判断的依据主要是这些作家的文学经验（主要包括文学教育、题材记忆、写作经验和叙述方式这四个方面）。尽管程光炜并未在相关研究论文中展开具体论证，但是笔者在相关作家的创作谈中读到了这样的话：
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我细心研究过他（柳青）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今天》诗歌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是革命主义诗歌，二是毛泽东的古体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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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前三年”与一个新的开始
经过对“新时期文学”起源的探索之后，笔者终于可以从从大量的文献史料中抬头暂作休息，每每读起上述两段话，笔者似乎重读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仿佛重温那些繁复绵密却又闪烁着思想火花的排比句段：“浪漫主义是……”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笔者数次想用伯林的方式为“新时期文学”下定义，但是把这个想法诉诸笔端时却发现不知从何说起。《在文坛边缘上》一书中有一篇名为《“十七年”和“三年”》的文章，刘锡诚在文中记述到，1979 年 3月《文艺报》编辑部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总结建国以来三十年、建国至‘文革’开始十七年、‘文革’结束以来三年这三个阶段文学运动的成就和问题、经验和教训”③，而这不仅是当年《文艺报》编辑部的工作重点，也是当时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小组报告起草小组的研究重点。这其中明确提出了当代文学的三个阶段：“三十年”、“十七年”和“三年”，本论文所考察的中心基本就是其中的“三年”。可见，早在“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三年”文学的意义就已经开始得到重视和研究，而在随后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茅盾、周扬、夏衍都对这“三年”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④。但是，随着“新时期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三年”由于缺少足够的“容量”，逐渐被“新时期文学六年”、“新时期文学十年”这类更为宏阔的文学视阈所取代，这“三年”似乎完成了它的文学使命。因此，在后来的文学研究中，“三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被遮蔽的位置。距 1979 年三十年后，蔡翔、罗岗、倪文尖在一次文学三人谈中重提了这“三年”的价值与意义，他们将此称为“前三年”。蔡翔指出，整个八十年代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建立在对‘前三年’重新讨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1980 年代要回应的，实际上是‘前三年’提出来的叙事主题和叙事方式”①。罗岗强调“前三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压缩性”，而这样一种“时空压缩”中至少包含了来自三个方面的资源：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西方的视野以及“文革”的遗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段时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还有待进一步展开”②。倪文尖认为：“我们站在一个 1980 年代中期开始成型着的纯文学的艺术自主性立场上，就很容易发现，‘前三年’的文学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好像有过于亲密的关系”③。在此，三位学者不仅强调“前三年”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还指出造成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被压制的原因。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