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尤凤伟是新时期登上文坛的典型的“非学者型”小说家，他的创作时间跨度大、创作主题丰富多样，涉及土改小说、土匪小说、反右小说等，看似杂乱无序，实则是作家不断对文学思考和不断向内心探索的结果。他始终保持着作家的良心写作，担起体恤大众、关注人生的重担。感情的真挚和创作的真诚使他的文学创作鲜见繁复的文字修饰，而是在诠释主题和对话营造中完成个人与社会、思想与艺术的统一，这也造就了尤凤伟小说简朴自然却奇特神秘的艺术风格。尤凤伟的小说创作为当代小说提供了“另类”迥然的叙事范式，是作家不断在小说写作的边缘地带和话题“禁区”进行的尝试，为文学自由舒展开辟出一方的独特天地。
第一章 历史书写的“效果”
第一节 以视域融合重新审视历史
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在《历史讲演录》中讲到：“历史认识，或者作为认识的历史，便是从现在所存在的东西出发，对于过去进行重建或者重新组织，是对于过去某时某地所发生的事的重建”[1]。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任何人在理解和解释过去的时候总受到传统和成见的制约,他们往往会将与生俱来的历史认知、文化观念、道德意识或是自己的个人经验带入理解过程中。在伽达默尔看来这是无法避免的，也无需避免的，正是这样的“成见”形成了与理解对象之间延续性和共通性。[2]尤凤伟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理念与之不谋而合，对历史和政治的敬畏让大多数作家对相关题材的写作望而却步，尤凤伟却为他人所不敢为，他以生活经验反证过往历史题材小说存在的空缺与不足，置身历史现实的背景中去理解历史和历史场景中的人，并在对历史的提问中不断修正“传统”和承袭传统的自我认知，引起现在的视野与过去视野的交叉，将历史重新解绑，以文学形式重新阐释历史可能存在的各种面貌。
一、历史书写的基础：承袭文学传统
纵观二十世纪文学史可以发现，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似乎中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直至八十年代“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地位才重新被确认。“20 世纪 50—70 年代的中国有着明显的政治唯美倾向。这个时期的中国持续进行着一场思想纯洁化运动,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将认为是或者说可能是异己的、传统的、他者的思想观念加以清除,试图让人变成纯而又纯的高尚完美的人,让世界变成纯洁无瑕的人间天堂。”[1]八十年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尽管使知识分子获得了呐喊狂欢的权利，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总体上仍然“始终是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等也“无不是中国大地上的中国文学”[2]。尤凤伟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氛围里成长起来的，70 年代末尤凤伟也创作了诸如《人之歌》《告密者》《冒名者》等具有早期新时期文学特征的作品，他尝试着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去揭露和干预社会，其作品流露出浓厚的批判社会意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尤凤伟这一时期的作品艺术成就不高，仅停留在情感的完全宣泄，尚未形成尤凤伟小说有趣的故事架构、精致的话语操作以及仁爱的人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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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历史主义叙事的反思
新历史主义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英美文化批评领域，八十年代末，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渗透到我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各个方面，体现于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等各个文艺活动层面，新历史题材小说或者新历史主义小说可以说是新时期小说创造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些作品对历史的重新述说以及叙述视角、叙事手法等区别于传统历史主义小说，传统历史主义立足于历史总体，是从整体上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的阐释，新历史主义小说可以看做是对传统“大写历史”的一种消解，它们“从强势话语撰写的单线大写历史中突围，让大历史丰碑遮蔽下的人和事浮出历史地表，以期更清晰地认清历史本来的面目。”
福柯认为“历史是一种千差万别的话语活动。所谓历史的表述都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的选择和排斥后的产物，而历史的真实性、统一性、连续性实质上只是语言阐释活动的产物。”[2]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历史正是以一种碎片化、边缘化的形式存在，历史是混沌的、充满裂隙的，历史的主人公不再是建功立业的英雄式人物，而是身处历史边缘的小人物，作者通过描写他们的人生经历探索更加丰富鲜活的历史。综观尤凤伟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特征较为明显，其历史题材小说往往是具体的、实在的、可感的历史，是身处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个体的生命演进史，是尤凤伟对历史记忆的重新阐释。尤凤伟用“历史的新写法”凝视不同历史情境中的社会乱象和人性纠葛，以质朴奇趣的话语建构起独特的历史时空，描摹个体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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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实叙事的“真实”
第一节 现实主义创作中出现的新质
童庆炳在《文学概论》中说：“我们颇难将作为文学思潮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概念简单移植到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之中。……当然‘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发展深受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学观念、思潮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以西方为范式的文学思潮、流派在极短时间内几乎同时并起在中国文坛的壮观景象。”[1]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始终存在，如启蒙现实主义、革命现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而且随着中西文学的频繁交流，中国的文学家们不再满足于仅在一种思潮领域进行思考和创作，因此许多文学作品往往是几种创作观念水乳交融的产物。
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主义不断探索与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实主义的生存状态，作家们身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夹缝”中，通常采取折中调和的方法，以自我的创作为主，同时吸纳两种文学思潮的优良写作技法。尤凤伟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氛围里成长和成熟起来的，其现实题材的作品基本全部来自现实生活，作家注重对生活进行观察和体验，力求在艺术上对生活的样态进行主观反映。从创作内容和题材来看，尤凤伟的小说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延续，但就其创作方法和思想内涵而言，尤凤伟的小说创作又暴露出新的特质，现实主义已经无法完全契合尤凤伟小说的艺术品质。本节希望从人物塑造方式和故事的真实性两方面分析尤凤伟现实题材小说出现的“新质”，观察尤凤伟小说质朴温暖的美学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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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在道德叙事中观照复杂人性
文学即“人学”，它作为一种精神承载方式肩负着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怀之职和道德观照之责，优秀的艺术创作往往能使读者在精神层面认识自我和他人，使之产生强烈的道德追诘和反思冲动。文学创作的价值就在于维护文学的本性，即应始终立足于“人”的本位及其所涵盖的“人性”根本命题。“文学与道德有密切联系，因为文学是以人生为题材而以表现人性为目的的。人生是道德的，是有道德意味的，所以文学若离不开人生，便离不开道德，便有道德的价值。”[1]周作人也曾言:“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道德叙事，是“存在于道德实践中的叙事现象”，“具体包括与道德有关的叙事行为、叙事成果以及对文本的阐释、接受等”，它既“是一种话语形式，又是一种文化实践的方式”[2]。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狂暴的经济碾压中，人性畸变、文化焦虑、价值怯魅、人文精神缺失等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尤凤伟身处其中却以冷峻宽容的心态观察着人生百态和社会乱象，精心营构话语操作，以朴素略带戏谑的语言白描出大时代中小人物可怜可悲的命运和人性在具体情境中的异化以及道德的畸形。
尤凤伟幼年时父母离异，跟随父亲生活，十二岁背井离乡赴烟台求学，初中毕业后便离开校园，十八岁当兵入伍，退伍后成为工人为生计奔波。童年和青年时期波折、苦痛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使他在内心形成了感悟人性的独特“敏感点”。他敏锐地捕捉到“善”、“恶”之于人性不可言状的情态，在具体的情境中，人性常常是复杂的，不能用简单的“善”与“恶”两极基本判断去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是否符合普遍性的社会道德规范。学者李敬泽谈到“人性”时曾说：“身处现代性的危机与‘道德大裂变’的时代,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一个学者的存在方式再也不应该是概念的演绎和理想的孤鸣,而首先应该是做一个社会的观察者和当下生活的发现者。……我们的审美立场和文学主张,我们对善恶的基本判断,我们对人性的认识等等,都需要从当下生活和我们置身其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入手,重新发现它们的新形态和新逻辑,方有可能获得理论的价值”，人性也“不再可以简单地以“是善”或“是恶”来宣判。在一个世俗化、商业化社会中经历了个人的、私人的、‘理性经济人’的伦理上的‘脱敏’，同时又和我们传统中那种‘世情’趣味混在一起，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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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话语营造的艺术表现……………………………44第
一节 具有民间说唱色彩的故事……………………………………44
第二节 多元人物对话功能………………………………51
第三节 话语营造的独特方式：话语游戏……………………………60
第三章 话语营造的艺术表现
第一节 具有民间说唱色彩的故事
说唱艺术是我国传统文艺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存在形式，是综合文学、表演和音乐等艺术形式，以讲演民间故事为主要内容的一种艺术。说唱艺术的话本完全解放了文体、语言、叙事手法及篇章结构对创作者的束缚，它将故事灵活机动、绘声绘色地展演出来，其趣味性和通俗性更容易成功引起读者的共鸣。汉乐府民歌、变文、诸宫调、鼓子词、词话、弹词等传统说唱艺术可谓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代表形式。伴随着说唱艺术由起初的口头艺术转变为有剧本、有音乐、有演员的专门艺术，小说也正式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作家专门创作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作品。中国传统小说已然保留了民间说唱艺术的部分形式，如：章回体的叙述体式、通俗有趣的语言、强烈的画面感等。现代小说家虽倾心于西方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但他们多从传统文学中接受着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