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现状
彭家煌留存于世的文学作品不算太多，因此学界对其个人与创作的研究也相对匮乏。然而彭家煌的文学创作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性，因此在近些年来，对彭家煌的研究与关注也在逐渐增多，就目前国内外对彭家煌的研究来看，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 20 世纪 20、30 年代，一个时期是 20 世纪 80年代及以后，中间呈现研究的断裂时期。处于两个不同时期的研究，其对彭家煌研究的重心与倾向性也有所不同。
1.1.1 20 世纪 20、30 年代对于彭家煌的研究
就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研究来看，学界对彭家煌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评论性质的文章，第二类即是追忆性质的文章。
首先，是 20 世纪 20 年代关于彭家煌创作的评论性文章。
早在 1928 年彭家煌发表小说《皮克的情书》之时，《现代》杂志就曾对其作出相应的评价。彭家煌 1929 年 10 月在《新文艺》月刊第三期发表小说《美的戏剧》之时，《新文艺》编辑者在《编辑的话》中，就曾称赞这篇小说：“描写的手腕已经达到圆熟的地步了”[1]，欣赏彭家煌在这篇小说当中所凸显的地方色彩与深刻的冷嘲作风。这确实给了彭家煌较为中肯的评价，彭家煌在《美的戏剧》当中，在描绘浓厚乡土气息的背景之下，表达了自身对于“秋茄子”这个擅于阿谀奉承人物性格的深刻讽刺。
其次，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于彭家煌创作的评论性文章。
1933 年 6 月 1 日《无名文艺》刊登了彭家煌的小说《垃圾》之后，叶紫在“编辑日记”中说到：“描写的细致沉痛，词句的隽永诙谐”[2]，赞赏了彭家煌在这篇小说当中诙谐的语言特点，并且为他所表现出来的下级军官与士兵的悲惨命运而深受感动，叶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彭家煌在这篇小说中的创作特点，《垃圾》凸显了彭家煌的诙谐笔调，同时，也彰显了他在小说创作中时常表现出来的温情色彩。而同样在 1933 年，彭家煌的第四部小说集《喜讯》刚出版的时候，以“惕若”为笔名的茅盾在《文学》杂志 2 卷 4 期上对其作了独到精准的评价，并强烈地推荐给大众。对其中的一篇小说《怂恿》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赞扬之情，他说道：“浓厚的“地方色彩”，活泼的带着土音的“对话”，紧张的“动作”，多样的“人物”，错综的故事的发展，都使得这一篇小说成为那时候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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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作为美学范畴的喜剧与喜剧风格
对于喜剧的研究可以分为戏剧层面与审美层面的，本文所涉及到的“喜剧”概念主要是针对审美层面的，也就是针对美学范畴的喜剧性研究。而作家在作品中所凸显的喜剧风格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就主要包括作家对于喜剧形态的选取与作家自身的创作个性。
1.2.1 喜剧的定义、几种常见的表现形态与中西方喜剧理论的发展概述
本文的研究中心主要是审美层面上的喜剧研究，因而对“喜剧”这个概念在美学层面上作一定的界定与解释便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认知审美范畴的喜剧美学所涉及到的内涵与外延等问题，对喜剧的几种常见表现形态进行简要的论述也是必要的。同时，对美学层面上中西方喜剧理论的发展过程作一定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对审美层面上的喜剧性理论认知得更为清晰。
首先，关于审美范畴的“喜剧”定义
喜剧最早仅为一种戏剧形式，起源于古希腊中祭祀酒神时的狂欢歌舞的活动，人们在一起狂欢的时候，戴上各种各样的动物面具，载歌载舞，后来经过美的加工，逐渐地形成了具有戏剧意义的喜剧。而审美范畴中的喜剧又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成，本文涉及到研究彭家煌的喜剧风格，所使用的喜剧意义是属于审美范畴的。审美范畴的喜剧不能等同于可笑性，喜剧具有一定的可笑性，但是并非所有具有可笑性的事物都是喜剧，只有具有可笑性的事物经过审美否定的过程才可称为喜剧。同样也不能把滑稽等同于喜剧，滑稽性不能构成喜剧的全部内容，滑稽只能成为喜剧的一种具体的形态，而且还只能是较为低级的形态。与喜剧密切相关的喜剧性也不能与喜剧概念本身等同，喜剧是作为一种艺术形态而存在的，而喜剧性的重点却是带有一定性质的特点，指向某种性质的事物。尽管喜剧与喜剧性二者之间存在意义上的重叠，但是也不能完全等同。柯汉琳在其著作《美的形态学》当中对喜剧做出了定义，他指出：“喜剧（或喜剧美）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即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的存在，是以艺术形态出现的，并以具有喜剧性意义的现实生活中的可笑事物为对象的。概之，喜剧是对于具有喜剧性的可笑性事物的艺术反映（审美反映）。”[1]这是他对作为审美范畴的喜剧所作出的最基本的定义，使我们对什么是喜剧有了一定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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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彭家煌喜剧风格形成的原由
2.1 作家自身个性的影响
仅在世 35 岁的彭家煌，在其短暂的创作生涯当中，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文学作品，他有自我的个性，并且这使他在其作品当中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风格。彭家煌出生于湖南湘阴，在家中排行老六，母亲是杨开慧的嫡亲姑妈，在1916 年，18 岁的彭家煌在三舅杨昌济的帮助之下，就读于省立第一师范，1919 年毕业之后，在杨昌济的介绍之下，在赴法工读预备班学习，本拟赴法勤工俭学，但是最后因杨昌济的去世而失去出国的机会，但是上进的彭家煌在此后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文，去北京大学旁听课程。彭家煌所受到的教育，使他成为一个具有理性精神的人。在 1923 年，彭家煌进入中华书局工作，参加儿童杂志《小朋友》的助编工作，此后转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参加《儿童世界》的助编，在儿童杂志的助编工作环境之下，也熏陶了彭家煌童心未泯的性情。
可惜彭家煌的生命太过短暂，世界没有给予他更多的机会写下自传，以便于我们可以更为细致地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彭家煌。目前只能从此前学界对他的文学艺术的评价性文章，以及友人对他的回忆与追悼性文章当中窥见彭家煌的为人品格与艺术追求。
2.1.1 一个理性却又童心未泯的智者从友人们对彭家煌的回忆中看，他是一个经历多种苦难的人，与夫人的情感关系不和，长期的胃病缠绕，以及经受着生活的贫穷与困顿。或许是因为承担着苦难，亦或是因眼见人性的矛盾与时局的黑暗，使年轻的彭家煌总是面带愁容，以致于赵景深在回忆中提到：“他说话与走路都很迟慢，没有一些活泼的气氛；即使是微笑，常也带着忧愁，大约他受生活的压榨太苦了吧？”[1]，然而正因为自身承受着苦难，使彭家煌更能以一种理性而深切的眼光看待社会疾苦，看待当时问题重重的时局。这样充满着理性的性格，一方面使他在朋友们眼里是个沉着冷静的智者，另一方面更是促使了他在文学创作中喜剧色彩的日渐成熟。文学创作在一定意义上需要理性，而喜剧创造更是如此，只有以一双带有理性的眼睛，才能与审美对象拉开距离，进而更为深切地看到喜剧人物与喜剧情节当中的不协调性。正如闫广林所说：“喜剧作家的心态越是冷静，喜剧作家与喜剧对象之间的距离越大，喜剧对象的陌生化程度越高，就越有喜剧效果。”[1]彭家煌的理性，将会帮助其文学创作中喜剧效果的凸显，他站在理性的高度上，更为冷静地看待周遭的人与事，客观地表现出喜剧对象所具有的喜剧性行为，进而表现出自身对于喜剧对象在行为与性格上的讽刺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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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鲁迅文学创作艺术风格的影响
虽然就目前的研究资料来看，无法证明彭家煌与鲁迅之间存在直接的见面，但从某些细节侧面可以看到鲁迅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对彭家煌所产生的影响。
2.2.1 从彭家煌的生活与创作经历上看鲁迅对彭家煌的影响
严家炎、陈福康先生整理的彭家煌《生平与创作年表》中所提到的，彭家煌于 1923 年，曾在当时还未成其妻子的孙珊馨临行前赠予她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而此情节随后出现在彭家煌 1928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皮克的情书》中，小说中的皮克同样在爱人涵瑜临行前也赠送了她四本书，小说谈到：“我预备了四本书：一是《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是《呐喊》，一是《结婚的爱》，一是《飞絮》。”[2]这便可说明就算彭家煌与鲁迅之间尽管没有直接的见面，但他们之间一定存在精神上的接触，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风格特点也必定会对彭家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1933 年 11 月学界众多文人为彭家煌举行了追悼会，而就在本月24 号，鲁迅在致萧三的信中就自豪地称已故的彭家煌、茅盾、沙汀、张天翼、周扬等均为他们这一边的作家，由此可见鲁迅对彭家煌个人及其创作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这侧面说明了彭家煌的创作与鲁迅的文学创作之间存在一定精神上的共通性。
鲁迅虽然未曾与彭家煌有过直接的会面，在创作上也未曾给与他直接的指导，但是从彭家煌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细节，以及其作品创作中存在鲁迅的影子，都能说明鲁迅对彭家煌的创作思想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加之鲁迅在言语之间对彭家煌创作特点的肯定，可以说明二者之间在精神上是有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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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情的讽刺之喜剧风格在其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萌芽..................... 24
3.1 彭家煌儿童文学创作的滑稽叙事.............................. 24
3.2 彭家煌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温情主题...................................... 29
4 温情的讽刺之喜剧风格在其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刻画表现.................... 33
4.1 愚昧而又苦难的乡人形象............................... 33
4.2 浮躁自私而又良知未泯的市民形象............................ 36
5 彭家煌的喜剧风格在其小说创作中的其他表现形式.......................... 43
5.1 温情的讽刺之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