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期以来《鸭绿江》的发展历程
（一）1978-1989:恢复与繁荣
1．新时期伊始《鸭绿江》的文学环境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了影响文学艺术发展的三个因素：“种族、环境、时代”①，其中“时代”包括了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状况等，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当代文学的重要转型时期。“四人帮”的粉碎标志着禁锢人们思想的十年“文革”的结束，而随后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也促进着当代文学发展进入了“新时期”。
1979 年 10 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会议不仅明确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执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②；而且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促使文学艺术向着更加开放、包容、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随后，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逐渐展开，一方面，批判过去一些不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论断和主张，“1980 年 7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③，这对于结束文艺“一体化”局面，冲破文艺“禁区”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陆续为从 50 年代到“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和不公正对待的作家，和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品平反、‘落实政策’”。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摧残着人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沉重的历史伤痕需要文学的慰藉，随着这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当代文学发展拥有了宽松的社会和时代氛围，“文艺民主”得到倡导和重视，文学开始重新沿着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方向前进，更加关注真实、关注人性、关注现实，人们心中积聚的情绪和能量在文学这里找到了出口，文学进入了创作和交流的“喷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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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0-1999:困境与探索
1．市场经济与文学期刊生存困境
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各行各业都卷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国有企业不断改革，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为适应市场化进程，与国际期刊经营接轨，作为事业单位的文学期刊也被纳入市场化进程”①。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期刊普遍陷入真正的生存困境，一方面，国家的政策调整使得文学期刊直接面向市场，接受市场的优胜劣汰。“随着政府拨款的减少直至‘断奶’，相当一部分纯文学期刊相继‘改嫁’或‘关门’”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和文学的繁荣，期刊出版业也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从 1978 年到 1996 年的 18 年间，我国期刊总数由 930 种发展到8135 种，增长了近 9 倍；期刊年总印数由 7.16 亿册增至 25 亿册，增长了 3 倍多”③。惊人增长的背后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如“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④等，面对这些现象，“新闻出版署党组于 1994 年初提出了出版业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阶段转移’的发展战略”⑤，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文学期刊的生存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失去了财政的支持，质量、效益以及市场的遴选已经成为期刊发展必须要考量的因素。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娱乐方式，“迪厅、舞厅、卡拉OK、KTV、电影、电视普及”⑥，“多种新闻、娱乐媒介的兴起、通俗文化的泛滥使读者大批分流”⑦，人们的消费内容趋向多元化，对许多人来说，文学消费不再是非常重要的消费选择。再加上八十年代末以来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兴起，精英文学繁荣的时代渐行渐远。市场经济之下的社会氛围逐渐呈现出娱乐化、通俗化、功利化的特征，相比之下，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似乎更能满足人们的普遍需求。由此可见，文学期刊不仅不再衣食无忧，而且还被推向了市场，面临着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在形势并不乐观的社会氛围之中，艰难地前行。
在竞争激烈、步履维艰的生存环境中，不少杂志面临着停刊、被兼并或者是改头换面的命运，“1998 年是文学期刊运行最为艰难的一年，《昆仑》、《漓江》、《小说》相继宣布停刊，被称为‘天鹅之死’。随后陆续停刊的还有《湖南文学》、《东海》等省级文学期刊”①。为了摆脱生存困境，一些文学期刊采取拉广告、与企业联办等寻找外援的方式缓解经费压力，使期刊能有精力专注于文学研究，“如徐州卷烟厂与江苏作协联办的《钟山》，贵州卷烟厂与贵州作协联办的《山花》”②。更多的文学期刊则开始改变自身，或改动刊物内容，向着通俗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或进行评奖甚至炒作，以扩大刊物的社会影响，“改版后的《天涯》设置了‘作家立场’‘民间语文’‘艺术’等栏目，‘文学’仅仅成为其栏目之一……走‘特’刊之路最为明显的当属《萌芽》。1996 年该刊开始将目光聚焦于高中生群体，但其转型奇迹的真正起点是 1999 年启动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这项大赛既吸引了丰富的稿源，发掘了潜在的作者，又提升了刊物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竞争力”③，不同的尝试和探索在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初形成了不小的文学期刊改版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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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期《鸭绿江》与当代文学潮流
（一） 裸露“伤痕”与追崇历史的反思
1．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潮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四人帮”的粉碎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先后开展，“文化专制”的枷锁逐渐被打破。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在社会范围内的全面开展，而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则标志着文艺界拨乱反正、冲破枷锁的正式开始。十年文革给社会带来的混乱以及给人们带来的身心伤害使得整个社会都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潮流则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都是由相似的主题和题材所构成的文学创作潮流，正如学者洪子诚所言：“总体而言，这个阶段文学的取材和主题，主要指向社会——政治层面，并大多具有社会——政治干预的性质。文学承担了政治预言与动员任务，扮演触及思想理论和文学‘禁区’的先驱者角色，与公众的生活情感建立紧密关系”①。
“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两大文学主潮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一般都把 1977 年第 11期《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和 1978 年 8 月 11 日《文汇报》发表的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诉说‘文革’极‘左’路线带给社会与人们精神创伤的文学写作，视为伤痕文学”②。最早引起较大反响的伤痕文学作品是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小说《班主任》揭露了十年文革对于青少年心灵的扭曲，率先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随后，一批揭露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所遭受的迫害、苦难以及人性异化的作品相继面世，如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金河的《重逢》、宗璞的《我是谁》等。伤痕文学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宣泄着被压抑已久的不满和伤痛。这种无所顾忌的揭露和对文革的否定也使得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得以恢复，文革时期那种“瞒”和“骗”的创作方法被彻底否定。同时，伤痕文学关注到普通人物的生存境遇和形象塑造，打破了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以工、农、兵为主要表现对象甚至只能表现英雄人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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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呼吁改革与铸造改革者的人物
1．改革文学潮流
八十年代是文学繁荣的时期，除了对历史“伤痕”的描写与反思，当时社会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也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发展”的思想观念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而拥有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们便敏锐地感受着社会的变化，逐渐从“伤痕”“反思”的沉重氛围中走出来，将文学作品表现的对象扩展到改革的内容上面，反映改革，思考改革，发现改革中的良好现象及其存在的问题，“改革文学”随之诞生。
“以 1979 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开端，一股重在反映当时的变革现实，尤其重在表现工农业及政治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冲突的文学创作潮流勃然兴起”①。由于改革在城市和农村同时进行，改革文学可按地域分为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农村题材主要描写获得土地支配权后农民的新状态、新思想以及农村的新情况等，主要作品有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蒋子龙的《燕赵悲歌》、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而城市题材的小说涉及范围较广，上至国家的行政部门，下至街道小厂、普通人的内心世界，都在作家们的笔下一一呈现，反映出作家对社会、对时代的广泛思考。代表性作品主要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新星》等。改革文学不仅通过改革者形象的塑造阐述着改革的必然性，而且真实地描绘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所发生的变化，捕捉着改革对于人们尤其是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精神世界的影响。《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平凡的世界》、《乔厂长上任记》等优秀作品都是作家们留下的那个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时代的印记。
2．现实的复杂与改革的曲折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全国，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改革，描写改革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