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学批评的缘起与杨绛文学批评的生成
1.1 文学批评的理论内涵
中国古代并没有我们所谓的狭义的文学批评，我们今天所指的古代文学批评，只是指我们通常意义上具体作品的品评，如诗话、词话和笔记等。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批评意识并没有觉醒，他们对于文学批评仍旧处于无意识的阶段。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以及文学批评这三者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它们的关系相互依托、相互影响，密不可分。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坛“百家争鸣”，流派林立，文学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学批评活动也逐渐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人们对文学批评活动的认识不断深化，文学批评的涵义也得以不断丰富，文学批评逐渐从文学活动的附庸，
以及文学理论的纠缠中独立出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开始作为独立的文学研究方向，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和大众的普遍关注。文学批评家的主体地位也逐渐得到承认，其批评的主体意识也不断觉醒。文学批评开始对自身进行反观认知，文学批评意识开始自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开始走向成熟，现代文学批评意识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杨绛的文学批评不仅有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坚守，对西方文学批评的借鉴，还立足于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环境，结合文学批评前辈的研究经验与研究成果，对文学批评实践做进一步的深化，已经表现出其足够的自觉。
1.1.1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建构
文学批评一语，古无定名。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将文学批评一词界定为，“附列总集之后，所谓解释评论，总于此编者也”。并认为“文学批评之盛衰，每视文学之升降为转移，斯又不然。”①诚然，文学批评的发展是以文学创作为转移的，但由于传播媒介的影响，许多文学批评是晚于文学创作的。
中国文学批评源远流长，文学批评的形式也是不断变更、不断丰富的，其缘起可追溯至先秦。先秦时期，孔子及其他诸家皆将思想隐括于其中，皆能“深求一代名哲之主张”，先秦诸子我们虽不以文学批评家论，但他们文学思想和创作影响之大，往往比一般的批评家要深远得多。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便提出所谓“知人论世”，探讨读者与作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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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杨绛文学批评的生成
杨绛的文学创作从五四时期开始，跨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边界，其文学创作的跨度长达 80 年。从 50 年代初开始，杨绛便结合其自身的文学阅读与人生体验，进行文学批评的创作，多次发表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集刊》等学术期刊，并于 1993 年第一次集中出版在《杨绛全集》中第三卷中文论部分中。在现有的对杨绛文论的研究成果中，研究者更多的是基于她的创作论、创作实践、创作方法进行探究，而对于其文学批评这一方面的研究侧重略显不足。另外，杨绛不同的文学身份，作家、翻译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等这些不同身份，也使得她在文学实践中具有不同的视角。
1.2.1 批评的经验：杨绛文学阅读与人生体验
杨绛文学批评的观念，受其广泛阅读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启发，并以此为养料，不断在自己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进行总结尝试，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观和文学批评观。杨绛对于自己阅读的数量及涉猎范围十分自信，但对于自己的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的评价，却始终保持一种谦卑的姿态。
在杨绛尝试文学批评创作的初期，在同时代其他文学批评家的影响下，她仍旧保留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文学批评方式，她的写作经验以及创作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对于文学批评观念的形成，她的文学批评仍旧是保持中国传统的鉴赏批评，以主观的印象批评为主。在这一时期，杨绛的文学批评也有一定的“有感而孕”的成分。正像杨绛在其自身文学创作中，对于体裁的挑选、题材的选择、创作的方法的运用、情节的安排、人物性格的铺陈等等，均是她身为作者，在自己头脑中孕育的产物。而在杨绛的文学批评中，她对于这些方面的分析也十分重视，将自己阅读的中外文学及理论著作融会贯通，旁征博引，并结合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感悟，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批评创作风格。但同时，杨绛在文学批评也在不断跳脱出传统的品鉴方式，开始尽量避免以自己的主观进行判断，开始逐渐形成的独立的批评意识，而保有理性“在限制中自由”。杨绛作为批评家，她的文学批评对象虽然是文学文本，但也并非完全依附于作者的文学创作，在批评的同时，批评家自身仍须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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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绛的文学批评的理论内涵与特征
2.1 遵循现实主义的批评理念
杨绛除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外，还有重要的文学身份是文学研究者和文学批评家。在长期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杨绛形成了成熟的批评原则和创作理论。正像杨绛自己所说，她不喜“玄想务虚、空谈理论”，她本人无论是小说还是文学批评，都始终坚持自己的现实主义理念，这些原则和理念都不可避免地以不同的方式渗透在她接下来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
2.1.1 以“人”为向度的批评精神
现实主义以“人”为向度，注重人性精神的描摹，对人的根性，对世态人情有独到的关怀和兴趣。高尔基曾提出文学即人学，即“文学应该是人学，人是文学注意的中心”，认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文学的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都应是“人”，即在文学领域中，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
在现代中国，人文精神人道主义传入，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家，开始关注人在文学中的生存形态，希望通过文学将人与国家的发展相结合，从而在 1918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译文，提出“人的文学”这一理论。他的这一理论也为后来的文学研究会的口号“为人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到了当代，“文学是人学”便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论争与命题。1957年，钱谷融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却遭到了批判，“文学”与“人学”虽因此成为了文学理论所探讨的焦点，但肯定与质疑并存，这也为后来的“人”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启发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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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作者与“叙述可靠性”的批评标准
美国著名修辞性叙述理论家韦恩·布斯，在其著作《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其关于叙述可靠性的界定认为：“言语或行动与作品常规（指隐含作者的常规）相一致的叙述者是可靠的叙述者，否则是不可靠的叙述者”②。在叙述学层面上，赵毅衡认为叙述的可靠性，是指“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意义和评价上的距离。”③如果文本的再现者与隐含作者意义观与价值观一致，那么文本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
作家在进行叙述时，读者终归是知道这是作者编撰的。杨绛认为“作者如要吸引读者，首先得叫读者暂时不计较故事只是虚构，而姑妄听之。”④由此，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读者与作者叙述的可靠性，既相互成就又相互影响，2.2.1 作者隐身：叙述者不能等于作者本人
在《事实——故事——真实》中，杨绛率先通过美国散文集霍姆士在其《早餐桌上的独裁者》一书中所述不写小说的理由，写出小说家对于“写小说就把自己的秘密泄露无疑，而且把自己的朋友都暴露了”这一经历和顾虑，来表达无法区分真实与事实，给小说作者带来的影响。由此，作家与读者借由小说，他们的相互关系便已形成。杨绛表示，小说家“故事写的栩栩如真，唤起了读者的兴趣和共鸣”，读者们就不再理会作者的个人诉求，即使是他竭力想要遮掩的隐私，
也要从虚构的故事里去寻求印证作者身份的蛛丝马迹，不仅企图验明其真身，还要“掏出他的心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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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绛的文学批评方法...........................................32
3.1“有感而孕”的体验性批评........................................... 32
3.2 中西融通的比较批评....................................... 34
3.3 综合互补的实证批评................................. 36
4.理性与感性互动的文本呈现....................................39
4.1 批评形式的学理性................................... 39
4.1.1 严谨的版本考据与广泛详实的注解............................. 39
4.1.2 追本溯源的学术名词考据...................... 41
5.杨绛文学批评的评价与反思...................................47
5.1 自我的调和：追求平衡的批评多面体.................................. 47
5.1.1 自我与自我选择..................................... 47
5.1.2 批评观念与实践的调和........................................ 49
4.理性与感性互动的文本呈现
4.1 批评形式的学理性
杨绛的文学道路，既是传统的，又有现代的，传统与现代的思想立场与文学理论资源，在她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融合与转化。杨绛接受了五四的新文学启蒙，在周作人、李健吾、苏雪林、朱自清、钱钟书等现代文学批评家的引领下，在她近代开始进行文学批评创作的过程中，承袭了新文学的审美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理性的学者型批评，具有学理性的特点，不仅对不同语言的文学翻译版本进行考据，对值得探究之处进行广泛而详实的注解，还对其在文学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