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本文以王蒙新世纪作品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三个方面来论述王蒙新世纪作品与之前创作上的差异，以时间为序，从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叙事方式三个方面，对王蒙小说的创作进行一个梳理，并结合王蒙的人生经历、历史的发展变化等主客观因素深入探讨王蒙新世纪小说创作转型的原因。
第一章 关于历史与人关系的思考
第一节 历史转型期人性的变异
人类永远渴望着自我解放，生活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当文革的烟尘随着‘凡是派’的垮台而彻底消散，当文革的政治认定不再是‘胜利结束’而是‘十年动乱’，70 年代末的中国才迎来了第二个‘五四’”。在这一时期，民主化进程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觉醒”了的个人在为“文革”结束而欢欣鼓舞的同时，也重新开始参与历史的创造。在这个处于当代社会转型期的时代里，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逐渐开始回归。然而，站在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一批经历了“文革”洗礼的、刚刚摆脱政治困境的知识分子，虽然最先感知到了思想控制的松动，但是他们在身份得到承认的同时，心理上却出现了无法找到自我位置的迷茫感觉。这是历史的疏漏还是人类始终无可避免的悖谬？在小说《青狐》中，王蒙打破了历史同一性的品质，让历史与人相互解构，相互制衡，这正是作者在小说《青狐》中体现出的新思考。之前创作的“季节系列”小说，一直贯穿着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对美好未来的信任，认为当历史演变到了一定的程度，人性、私欲、信念等都会同历史的发展行成统一。人们无论经历过怎样的挫折与伤痛，都会随着历史恢复常态而重现光明。所以，在“季节系列”小说中，无论是“狂欢”还是“失态”，作者都表达了某种昂扬向上的乐观情感。但是，到了《青狐》中，这些信任与期许都化为齑粉，历史的发展并没有与人们的期望保持一致，甚至与之相反。虽然在大众的眼里，八十年代是一个人性开始苏醒的时期，但王蒙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八十年代复出的文学精英身上既发现了善的复苏，又发觉了恶的复苏。在《青狐》中，“新时期”不再是一个美好、真诚的时代，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知识分子摘下了伪善的面具，开始露出粗鄙和猥琐的真面目。这些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在获得解放之后显现出的阴暗面。更加让人沮丧的是，随着物欲、权欲和情欲的日渐膨胀，原来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期许也被粉碎了。于是，那些在“文革”中尚且能稳定心性的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却行成了精神上的虚空。可见，人的发展并没有与历史的转变保持一致。在这一个看似进步的历史转型期，人性的发展明显地停滞了。在重续启蒙思潮的“新时期”里，解放了的知识分子已经与原来的精神家园和身份认同渐行渐远。“解放人性”的希冀却带来了人性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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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史与现实双重压力下的坚守与反抗
一、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突围尝试
青狐这一人物形象，无论是在王蒙的小说还是当代文学中都是一个独特且历史感丰富的存在。虽然王蒙在小说中用了许多篇幅书写青狐在情欲方面的渴望，但是他对主人公青狐的思考重心并没有放在她对情欲的追求上，而是着力描写了青狐在历史洪流中的不适。虽然在 20 世纪 80 年代，青狐赶上了翻身解放的好时候，受到人们的仰慕和尊重。但是，对她而言，无论是当初的一夜成名，还是之后的声名远扬，都并非她所愿。因为她真正的渴望的东西总是得不到，她只能在历史的夹缝中困顿地生存下去。从“倩姑”到“青姑”再到“青狐”，在这再三的变化中，她已经深陷在自我丧失的巨大“焦虑”中无力逃脱。这不仅是历史在愚弄某个人，还是每一位现代人都无力挣脱的窘境。但是，正是因为深陷不幸，青狐才会更加渴望追求个人的幸福，她在欲望生存的泥淖中又有所反抗。
小说主人公青狐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爱情，但感受到的只有爱情的不幸。虽然青狐无力逃脱世俗带来的羁绊，但是她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她对世俗爱情的反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青狐的反抗性体现在她与母亲的矛盾冲突上，在小说中，母亲被塑造成了一位传统的女性形象。一方面，她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另一方面，她又充当着男权社会中父系权威的代表。每当青狐内心的真实欲望被母亲发现，都会引起母亲的反复说教，青狐对母亲的这种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青狐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爱情，在生活中摆脱母亲的束缚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小说通过对母女二人矛盾冲突的书写，体现出现代女性同传统女性决裂的萌芽。文中对青狐内心情感的表达，呈现出了一个现代女性对独立与自主性的渴望与追求。
其次，从青狐的婚姻生活来看，她的婚恋生活并非处于男权的压迫之中，而是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自我追求意识。在历经失败的婚姻与残缺的爱情以后，青狐从期盼爱情降临的女人变成了勇敢掌握自己命运的觉醒者。譬如在青狐与杨巨艇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历经种种失败与伤害之后的青狐不再像原来一样仅仅渴望肉体的交合。因为在那种关系中，青狐放下的是自己的自尊，现在的她更看重的是与杨巨艇在精神上的交流。小说中塑造的杨巨艇“整天谈政治，是单相思的政治家”。雪山认为，他是个“单相思”的知识分子，在紫罗兰、白有光这些人的眼里，他是具有逆反心理的知识分子，是现实生活中的低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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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聚焦新的生活内容
第一节 老年人的生存状态
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王蒙先生早已是一位老者。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胸怀天下，之后又历经了社会动荡与变革，积累了繁复的人生经验。到了老年时期，他对世事人生也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在新世纪创作的小说中，王蒙既寄托了他对青春岁月的深情怀想，又饱含了他对老年人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王蒙独具慧眼地展现了这个乏人关注的群体特殊的人生状态和内心变化。
一、对既往岁月的深情怀想
中国人一直都有怀旧情结。早在《尚书》中就有“人惟求旧”的古训。人至暮年，会更容易产生一种怀旧的情绪，眼前的事情变得模糊起来，而那遥远的往事却变得愈发清晰。怀旧，作为人生暮年的个人情愫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精神现象。已到暮年的作家王蒙，在“明年我将衰老”的感慨中，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融入到对过往岁月的回顾里，并以小说的形式体现出来，显示了一种具有超越性的真诚。
小说《闷与狂》回顾了“我”跌宕起伏的既往岁月。其中有童年时期对瘦弱动物的同情，有少年时期对信仰的坚定，有青年时期对革命的坚守，有中年时期被迫放逐的无奈，有拨乱反正时期的欢呼与忧虑，还有退休以后的省思……可以说，王蒙通过《闷与狂》这部形式特殊的小说，重新回味了生命的滋味。
有道是“童年是美好的，青春是荒唐的”，但王蒙却“颠覆”了这个说法，他认为，“我”的童年宠物是贫穷，“我的宠物是贫穷，弥漫的、温柔的、切肤的与轻飘飘暖烘烘的贫”。与一般人对贫穷的抱怨有所不同，王蒙认为，贫穷带给了他无尽的财富。因此，直到今天，回忆起贫穷的童年，他仍旧充满感恩。“那操着贫穷的木船逆流而上的悦喜的水花，那除了善良与聪慧再无其他可炫耀的贫穷的光洁，……那小时候的贫穷，其实是无比吉祥的日子。”“我”童年时期的贫穷与如今大多数儿童富足的物质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现在，有许多孩子都被父母捧在手心，生活得无忧无虑。但富足的物质生活，并不一定是培养出优秀人才的必要条件，有的儿童正是在这种溺爱中逐渐变得自私、任性。这种对比，让“我”更加怀念那段贫穷与饥饿如影随形的童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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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土文化视野中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是人最为现实而具体的生存场域，与政治、经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因素有着密切而深刻的联系。西方传统文化轻视“日常生活”，总是习惯将人的价值观念建构在形而上的彼岸世界，而中国传统文化则特别看中“日常生活”的价值。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一个类似基督那样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一个可以寄托情感的天堂，中国文化中人的核心价值体现在真实具体的现实生活当中，把日常生活审美化，一直是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追求。新世纪以来，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出现了新一轮关注日常生活的潮流，他们试图改变自己对西方文化仰视的姿态，深情地回望本土文化资源，旨在从日常生活中重新找回远逝的传统精神。传统精神与民间文化常常不自觉地成为作家灵感的来源。在这一方面，王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作家。从某种观念上来说，王蒙的一生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他本身命运的沉浮与社会政治风云密切相关。但就是这样一位充满政治情怀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先是创作了有“后季节”系列之称的长篇小说《青狐》，虽然《青狐》与“季节”系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内在联系，但是王蒙塑造的女作家青狐这个形象，在生活中表现出的身体意识觉醒，却充分说明了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在小说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在之后创作的小说《尴尬风流》中，王蒙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就更加明显了。如果说王蒙在过去创作的小说中，总是无法摆脱政治生活的影响，那么在《尴尬风流》中，这一切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在小说文本中完全看不到浓厚的政治情节，有的只是一种平凡的日常生活情景。
《尴尬风流》是一部情节碎片化的长篇小说，主人公“老王”是一位赋闲在家的老年人。小说正是围绕着“老王”退休以后的日常生活而展开故事，并将“老王”的受想行识铺叙成篇，而且这些片段又渗透着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承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王蒙的《尴尬风流》当做是一部以本土文化视野下的日常生活叙事为倾向的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