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论文立足于社会历史分析的视角，运用哲学、社会学以及叙事学等理论，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史论结合，将格非的知识分子创作纳入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对格非知识分子写作的相关作品进行解读，以勾勒其知识分子写作的整体脉络，探讨其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知识分子的迷惘和超越。
第 1 章 格非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的形成与调整
1.1 格非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的形成
可以说，在 80 年代先锋初期，格非就不自觉地走向了知识分子写作的道路。句式考究、修辞繁复、书卷气息，时不时的警句、妙语、典故以及从经典作家中的寻章摘句，还有所刻画的知识分子形象，使他的小说始终保持着一种浓厚的智者风格和精英意识，充满了对知识与智力的崇拜。进入 90 年代后，先锋的式微，时代环境的变异，格非的创作进入了自觉的转型。此时，深处学院的格非阅读了大量的中外经典，储备了深厚的文艺理论，小说题材由传统乡村进入到校园都市，知识分子写作观念也得到了调整，其知识分子写作的脉络也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然而贯穿始终的，则是格非的精英意识与知识分子立场。这种精英意识与知识分子立场是在其成长记忆、学院背景以及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场域、时代氛围中纠缠的结果，其背后正是强烈的主体意识，对所处的现实做出的或疏离、或逃避、或迎合、或超越的意志和姿态。
1986 年，格非在《中国》第二期上发表了先锋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初露文坛。这篇小说除了其“先锋性”外（即文本叙事结构上的空缺与重复造成的陌生化效果，主题内蕴上对存在的迷惘与精神的超越、时空与记忆的探索），小说最具特色的还在于塑造了一个“启蒙精英”式的知识分子形象——乌攸先生。滑稽的是，小说里“英雄”失势，“蛮人”得志，启蒙知识分子在强权与蒙昧的媾和下惨遭屠戮，鲁迅所谓“看与被看”的历史闹剧重又上演，从中不难看出个中所寓意的复杂时代况味。这篇小说可以看作是格非对于历史的一种寓言式的阐释，“随后这一主题不断在他以后的作品中重现，成为一个格非式的历史命题，在后来的许多中短篇以及更晚近的《江南三部曲》中重新被展开。尤其在后者中，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关于革命的历史、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精神史，被再度展开了其内部的全部谱系与景观”。而次年在《收获》第六期上发表的成名作《迷舟》，格非继续贯之于空缺与重复的迷宫叙事，其小说透出的偶然性与宿命论的存在主义哲思，同样使得文本呈现出智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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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格非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的调整
90 年代以后的格非，其实就一直在酝酿着创作上的转型。在小说集《眺望·自序》里面，格非这样描述着自己的心境：
早在几年之前，我就在尝试着小说写法上的改变与调整，试着抛开那些我所迷恋的树石、镜子，以及一切镜中之物。但这并不是说，收入本集的作品已经完成了这样的改变。
从中，可以看出格非冷静的自省，而这种自省姿态的背后却不难看出格非的先锋写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困境。这种困境首先便来源于90 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整体性危机，尤以思想危机为最。许纪霖曾把中国知识分子置于现代化变迁的语境中考察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一种忧患意识，它是与整个现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是社会政治秩序危机，另一个就是心灵秩序危机。”同样的， 90 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秩序危机”的涌现亦脱离不了现代化的宏大语境。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光释放了大量改革、包容、创造、进步的动能，也充斥着能人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信号。逐利逐渐被承认为市场经济运作的法则，一切都可以被纳入“消费”的黑洞，知识分子所谓人文主义理想也无法抵御消费主义、大众娱乐的蚕食，文学当然逃离不了这种宿命（文学自古以来便是以“娱乐/教化”双重面目出现，近现代以来才更多地赋予它教化批判功能）。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精英地位受到资本与权力的冲击，再度从话语中心沦落到边缘位置，鲍曼描绘的“立法者”形象轰然坍塌了，韦伯所谓的“卡理斯玛”(hcarisma 社会的中心化价值体系)中心瓦解了，理想主义、人文精神、乌托邦情怀被某种无可挽回的欲望化、物质化叙述替代，社会进入一个“无名”状态，社会个体则沦为技术性的、功利性的“单向度的人”。体制化、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席卷下，与现实妥协，依附于学院和体制，进行专业化话语的循环生产与繁殖，最终远离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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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格非小说知识分子的存在迷惘
2.1 虚无的纸上王国
我们不妨把格非的小说看成是一个纸上的王国，在它的微观世界里浓缩着无穷无尽的宇宙。无论是潘多拉的盒子或是所罗门的瓶子，它们都是一个个丰富而多义的故事，有待读者的参与与打开。阅读格非的小说，我们会感到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体性被历史-时间无情地抛掷，人类的命运是脆弱不堪的，有时竟然是荒谬的。在此，一条清晰的轴线呈现出来，即先贤如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强大主体性，到了现代/后现代社会，似乎已濒临危机。它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接着世俗主义和商品大潮沉渣泛起，欲望抢占了理性的高地，人的自我存在性已经不知缘何说起——从古希腊的英雄崇拜到现代主义的精神荒原，人的形象在文学叙述里是逐步逐步矮化的，甚至沦落于庸俗和弱智；发展到极端处，则是人的存在合法性遭到质疑，终而堕入虚无之境。
2.1.1 隐性世界
也许可以把格非知识分子的存在省思置于现代性的视野下进行思考。现代性其实是悖论性的，一方面是知识理性的飙涨，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类品尝到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自得和快感，沉浸在进步的、现代化的喜悦中。“在这个时代，发展日新月异，物质财富的数量在增长，人类控制自然环境的能力在提高；人类的创造潜力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曾经受到压制和阻碍，而在我们的时代，人类摆脱了所有的限制（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获得了全面的解放。”①现代崇赞理智与理性，这一认识经由笛卡尔、孔多塞和孔德的整理，到马克斯·韦伯这里发展到巅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把现代社会看成是对过去非理性的漫长统治的告别，而对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大加崇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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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迷惘的生存镜像
迷惘可能是面对永恒的无奈叹息，濒临死亡的边缘而又无法自弃；它是一种衰退的靡靡之音，难现活力，期待苏醒不是它的属性。它不是一种准备妥协的姿态，但又不具备抵抗的资格，走向寂灭是它的必由之路，而疯癫与寂然都是它临终前的形态，自杀是它天然的伴侣。存在的迷惘其实是和神秘的世界相通的，在格非的迷宫里，身处“历史”中的知识分子总是表现出存在的紧张感，内心世界的犹疑不定使他们养成了“深渊性格”，他们耽于幻想，拗于执念，与现实世界的疏离，让他们孤苦终生，甚至疯癫、自杀。无怪乎，张清华指出格非笔下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泛哈姆莱特性格”①。尤其是当知识分子遭遇巨大的社会变革与时代转型时，革命/资本逻辑与欲望/无意识冲动的明暗交锋显示了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坚实程度，痛苦乃至绝望时时弥漫于知识分子迷惘的精神世界中。
这种痛苦乃至绝望潜藏于格非的心灵深处：“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认为人的一生是不值得过的，可以随时死去。”②然而，格非却没有沉溺于其中而放弃对信仰与终极价值的思考。在精神愈发贫瘠、权力与资本逻辑逐渐渗透到社会机体每一个毛孔的九十年代，沉默期间的格非有幸接触到了曹雪芹、鲁迅、托尔斯泰、卡夫卡、蒂利希、加缪这些文学大师，他们通过文学来“肩住这黑暗的闸门”③并超越此在的生存勇气，给了格非莫大的鼓舞。尤其是蒂利希，其在《存在的勇气》中对“存在”“非存在”“勇气”“焦虑”等范畴的思考，让格非镇定下来，“这本书你可以不看，但是遇到烦恼的时候，这本书是一剂良药，它会救人一命”①。正如蒂利希指出的：“怀疑乃至绝望正是信仰的现代形态。”②格非喜欢让笔下的那些知识分子去严肃地迫问“作为一个人，我是谁”、“人怎么在这样的世界中生存”一类的问题，欲以“测量一下废墟的规模，看看它溃败到了什么程度”③，虽然大部分人穷尽一生都未必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就像落魄失意的胡惟丐一样，“还没有来得及抛弃这个世界，世界就抢先将他抛弃了”④。在求索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过程中，那些知识分子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世界的虚无与绝望，他们陷入了人生的迷惘之境，呈现出不同的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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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格非小说知识分子的精神超越.......................43
3.1 彼岸追求的幻灭.................43
3.1.1 梦幻中的江南 ...................44
3.1.2 崩溃的乌托邦 ....................47
第 3 章 格非小说知识分子的精神超越
3.1 彼岸追求的幻灭
当权力与资本的宰制无所不在，物质空间日益挤占人们的时间、意义，生活益愈沉溺于庸俗、媚俗、低俗的欲望陷阱时，难能可贵的是，格非坚持于存在的废墟之上，追问知识分子诸如“存在何为？”、“理想何为？”这类终极问题，真正显示了知识分子内在的韧性和品格。在这个末法时代，很多人都已经放弃反省自我存在的价值，侈谈梦想，随波逐流，精神殿堂也随之坍塌。对此，格非十分清醒：“当下这个时代的人都生活得猥琐，不太会想乌托邦的问题或者是做白日梦。但文学的职能之一就是白日梦，提供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