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沈从文早期湘西书写的独特之处不在于故事的结构方面——事实上那也并非沈从文所擅长之处，他的写作能够吸引读者的是那些故事所述情节的非凡性，与人物面对这些事件时的平和状态之间所形成的特殊张力，但获得表现这种张力的技艺的过程对于沈从文而言却并不容易。
第一章 讲故事人的故事：沈从文的早期个人经验呈现
第一节 “湘西世界”里的“人”
作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无数受到新文化运动感召而来到北京的“文学青年”中的一员，沈从文自 1922 年入京以来，屡次求学受挫与生存的困顿让他坚持写作的行为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事实上，这其实是这位身无长技且只有小学文化的湘西青年，在当时的情境下能找到的既能实现个人理想又可以谋得生路的最佳方式了。然而，尽管受助于郁达夫的推荐，沈从文在 1924 年的年底终于获得了能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的机会，但他真正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却应以 1925 年湘西书写的开启为起点。
1925 年 3 月，沈从文写下了回忆故乡市集聚会热闹场景的散文《市集》，它先后刊登于《燕大周刊》和《京报·民众文艺》上，并意外受到了徐志摩的青睐。徐志摩不仅将此文转载于当年十一月的《晨报副刊》上，还为其写下《志摩的欣赏》一文以示他对写成这幅“多美丽多生动”乡村画的作者的赞美。也是在这一年的六月，借由胡也频的推荐，描写乡下孩童们在私塾中上学场景的小说《福生》受到了周作人的欣赏而发表在了《语丝》之上。徐周二人的提携与影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沈从文整个创作生涯的发展路径，也是他们对传统文化、地方民俗的兴趣让沈从文后来将大量精力投注于湘西书写之上，但沈从文选择将创作笔锋由书写以自我为蓝本的都市青年生活延展到描绘湘西社会的缘由，却是因为“恰逢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因此，在三月份写下《市集》后，仅仅就在一年的时间内，沈从文不仅写下了《夜渔》《屠桌边》《代狗》《更夫阿韩》《福生》《棉鞋》《移防》《副官》《重君》《瑞龙》《玫瑰与九妹》《腊八粥》《赌道》等短篇小说，还创作了《卖糖复卖蔗》《赌徒》《野店》等戏剧作品，他的湘西书写从一开端就急剧迸发开来。
....................
第二节 童年叙事中的“我”
就在《市集》发表不久后，沈从文紧接着写出的是《夜渔》（1925 年）这篇回忆童年的小说。《夜渔》写的是一个叫茂林的小孩闹着要在夏季的夜晚同自己的五叔去守碾房，在去碾房的路上他见到了五叔习以为常却令自己惊叹不已的渔火场景，文中的“茂林”正是沈从文小时候的乳名。《夜渔》这篇小说后来收录进了沈从文第一个作品集《鸭子》之中，在这个集子里，《往事》（1925 年）和《玫瑰与九妹》（1925 年）以及《腊八粥》（1925 年）这三篇小说都是沈从文对童年与家人在一起生活时的场景的回忆。《往事》写的是“我”六岁那年因家乡时疫凶猛，而被母亲托付给长子四叔用箩筐担着和大哥一起去了乡下避疾的故事；《玫瑰与九妹》写的是大哥有一次带了一束玫瑰花回家，家中因这束花而热闹了起来，兄弟姐妹间的逗趣更是十分欢乐，但等大哥带回来的这束玫瑰花第二年再开时，他却已离家许久了，母亲望花思人心绪惆怅，娇俏的九妹虽嘴上不说，但也以爱花的行为表达对大哥的思念；《腊八粥》写的是腊八节这日，小孩八儿看着母亲做腊八粥以及一家三口吃腊八粥的温馨场景。
这三篇小说与《夜渔》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皆是取自沈从文个人过往的生活经验，并采用美好的笔触叙述童年时期与家人在一起的愉悦时光，同时在对天伦乐事的叙述中插入对湘西风土人情的描写。然而，虽然沈从文在这些作品里以儿童身份为依托，但文章中叙事主体对湘西秀美风光与人伦关系充满审美意味的描绘，以及对日常生活中琐碎小事的细致观摩，都表明在儿童身份的背后，作者自己才是真正的叙述者。于是，在随后的《炉边》（1926 年）和《猎野猪的故事》（1927 年）以及《在私塾》（1927 年）这三篇小说里，沈从文尽管依旧借助儿童身份来表现所述情节的“奇”与“趣”，但他叙事主体的身份却不再隐在其他人物之后，而是借助于“我”的人称视角频繁地出现于作品之中。尤其是在《猎野猪的故事》一文中，沈从文有意味地运用起了通过变换叙述者在故事里面插入故事的“中国套盒术”，以此来以打破作品虚构和现实间的界线①。
......................
第二章 讲故事人的技艺：早期湘西书写里的“变”与“常”
第一节 日常生活秩序的“溢出”
个人经验在作品中的呈现，是沈从文 1938 年时在《长河》题记中所提到的“以所熟悉的人事为题材”的方式的最初形态，这一创作理念无疑为其早期湘西书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表现“这个地方人物生活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①也是沈从文湘西书写从早期到后期所一以贯之在努力的地方，但如何表现“湘西世界”的“变”与“常”，却是随着这位讲故事的人在脱离对个人经验的直接呈现后，逐渐向更为复杂的人生经验与湘西地方文化的探索过程中所练就的技艺。
如果说在 1925 年回忆童年生活的诸篇作品里，沈从文还是以满怀童真童趣的语调讲述他与家人间的天伦乐事，到了 1926 年，他却笔调一转，在对亲朋好友的回忆中突然充满了伤感悲痛的情绪，其原因就在于“死亡”这件事的发生。在 1926 年 2 月写下的《堂兄》一文中，“我”本来是满怀期待地等待着远行的堂兄的归来，但堂兄却受他人牵连莫名死在了一场仇杀中，且死状凄惨。这个梦于“我”而言极其痛苦，因为梦中的堂兄既有着旧日的模样在对“我”笑着，可彼此的对话又是谈论着他遇害时的场景，他死时耳下被刀砍的疤痕和被凶手踹的脚印都还在身上，一旁的六弟也愤怒地说着要在捉到凶手后“我们也会一个一脚的踹死他”，哀痛与仇恨使得整篇小说的基调变得沉重和压抑。
.......................
第二节 日常生活秩序的“归位”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壮年男子的意外缺席往往会给一个家庭的生活带来颠覆性的改变。在《堂哥》和《入伍后》中，沈从文写到两位主人公的突然离世对“我”产生了沉重打击，“我”不敢细思的是他们二人的寡母日后将要如何生活的问题，文中只是稍稍谈及了两位寡母在儿子离世后的孤苦无依，但并未以她们的后续生活作为叙事主线展开描写。而到了《山鬼》和《一个妇人的日记》中，两位女性再次面临同样的困境：因原本充当家庭顶梁柱的丈夫突然死亡，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支撑力量面临从此缺失的危机，但相比之前两篇小说中“我”的惶惶然不敢细思量，在后两篇小说中，沈从文开始细致描绘两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在死亡发生后是如何仍有序地继续进行。相较 1926 年的那四篇涉及“死亡”主题的小说，《山鬼》与《一个妇人的日记》实则是将前者在文中的未尽部分进行了更深入的延展，因为沈从文要开始呈现的不再是对已逝者的追忆，而是面向生者在经历了至亲的死亡后要何去何从的问题。
令人意外的是，在《山鬼》中，一家之主的突然离世对这个家庭造成的影响并不明显。伍孃很自然地就承担起了家庭所有的重担，凭借强健、耐劳、手巧、大方又能持家的品性，把家里与田间的一切事物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十年过去，伍孃自己觉得“一切是依然一样，而自己，也并不曾老许多”，因为她“所有的工作，是一个样子，一点都不变”，她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作中让时间平稳过渡，除了大儿子不知为何变成了癫子之外，母子三人的生活平和安乐、衣食无忧，且偶尔还能吃到苗族人认为是珍贵佳肴的鸡肉。大坳村这个集体社会也从未将他们排斥在外，无论男女老少对母子三人都是友善亲爱，他们的生活仍在看不见的既定轨道上照常行进，未因丈夫的死亡而发生偏离。而在《一个妇人的日记》里，妇人则是在丈夫弟弟的鼓励下开始看杂志、写日记，姑婆对她仍是亲密无间，邻里之间也不因她年轻守寡就对她以任何非议和抵触，她始终身处在湘西社会的秩序之中，这种无形的包容正是她与伍孃得以能够延续起日常生活的内在动力。
......................
第三章 来自都市的启示：在多重语境下转变的湘西书写 .................17
第一节 爱欲书写的风潮 ...................17
第二节 抒情诗的试笔 ............................20
第四章 传奇何奇：早期湘西书写里的苗族书写 .........................23
第一节 作为“他者”的湘西苗族 .....................23
第二节 爱欲的力量与湘西的形象 .....................26
第四章 传奇何奇：早期湘西书写里的苗族书写
第一节 作为“他者”的湘西苗族
在沈从文的早期湘西书写中，与爱欲书写同样受到争议的还有他的苗族书写。在苏雪林的《沈从文论》中，她说沈从文“究竟没有到苗族中间去生活过，所有叙述十之八九是靠想象来完成的”①，认为其作品中对苗族的描写靠的都是自我想象。就连当代的研究者夏志清也认为因为沈从文缺乏人类学研究的根据，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与现实几乎毫无关系”②。但事实上，沈从文不仅有着对湘西苗民生活的直接体验，他从创作初期开始便在有意识地了解他们的风俗文化。
.....................
结语
正如本雅明所说，能回溯整个人生历程是一位讲故事者的特殊禀赋，他所讲述的人生经验既包括自己所经历的那些，也囊括了他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