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本论文拟将关仁山的小说创作划分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通俗文学“传奇系列”、20 世纪 90 年代以“雪莲湾”与“冀东平原”为依托的“新现实主义”系列及新世纪转型之后以“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为代表的长篇乡土小说系列。本文论述的重点是关仁山从“新现实主义”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向长篇小说创作的转型及其局限性。
第一章 中国乡土文学的百年变迁概况
第一节 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产生及变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城市抑或乡村，都具有明显的乡土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言简意赅地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现代城市形成之前，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体的，城乡并无明显差异。随着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逐渐形成，那种对乡土生活的缅怀之情也随之产生。
进入二十世纪，晚清政府的国门被迫打开，中国对西方的态度从极度排斥转变为被迫学习，西方的思想如洪水猛兽一般冲击着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关心国家命运，思考人生问题，并将一部分社会问题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如：《斯人独憔悴》（冰心）书写了处于封建专制家庭中的热血青年内心的痛苦与无奈；《这也是一个人？》（叶绍钧）关注封建统治下女人的卑贱地位，宣扬人的自由与平等。作家们在作品中展现生活中所遭遇到的问题，表现出了对那个时代现实的理性思考。问题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开始走上了启蒙主义的道路。随着“五四”的浪潮退去，那些立志于改造旧中国的知识青年，历经几度沉浮之后，开始重新回到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和对现实的客观描写。其中一批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他们最熟悉和有着深厚感情的地方依然是那个养育自己的乡村，而这里也正是中国社会最广大最基础的部分。此后，在自我启蒙的任务完成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关注和启蒙中国广大下层平民，于是乡土小说应运而生！
身为中国乡土文学的鼻祖，鲁迅不仅身体力行地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而且还竭尽心力地培植了许多从事乡土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如：蹇先艾、台静农、许杰等。这些青年作家在鲁迅的指导下，纷纷将自己的写作方向转向了自己熟悉的乡村，开始描写农民的生活，由此形成了风行一时的“乡土文学”创作热潮。这股“乡土文学”创作热潮与鲁迅的乡土小说创作一脉相承，都是以城市文化关照乡村文明来进行的启蒙主义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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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巨变
1978 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人民公社体制逐渐也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也有了一定程度地松动，农民有了一定的职业自由选择权，农村社会结构开始分化和重组。但在进入新世纪之前，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主要是由于其内部因素而导致的，而农民职业走向多样化也是在农业基础上进行的，受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影响还不明显。此外，这一时期的户籍身份制度依然像城乡之间的一道“柏林墙”，具有较强的桎梏作用，阻隔着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进入新世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乡村在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面临着全面转型。
新世纪的中国农村正在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面转型时代，这一转型与 21 世纪初提出的“三农”问题密切相关。在 2000 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曾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递交了一份为民请命的信件。在信中这样写道：“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还犀利地指出当下农村的现状：“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这封信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这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被上千万次引用来描绘当下“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就连关仁山在采访中也曾动情的引用了这句“至理名言”来描述当下农村。随即，“三农”问题成为了上至党政下至普通民众最为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针对于“三农”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政策，由此农村的转型最为明显的也是在这几方面。在农业上，随着2006 年农业税的取消，2007 年发展现代化农业的提出，2011 年水利基础设施的改革以及 2012 年农业科技创新的加强等国家政策的相继出台，对传统农业向着机械化、产业化、现代化道路的转变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在农民问题上，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增收。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以及户籍制度的全面开放，农民与土地依附关系得到了松绑，使得农民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经济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其次体现在思想上，受到城市文明的洗礼后，乡土文明的传统思维对于农民的束缚也逐渐被打破。在农村的问题上，主要体现在新农村的建设上。伴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土地被大规模侵占用于城市化建设，传统农村正逐渐被现代化城市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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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关仁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作品特征分析
第一节 积极介入当下的现实主义品格
对于土生土长的关仁山来说，农村与农民是他再熟悉不过的了。当他变身为作家之后，重新审视自己熟悉的生长环境时，发现如今的农村已不复当年摸样，变化之大使之惊愕。因此，关仁山为了贴近生活、了解农民，一直在农村挂职，潜沉于现实生活。这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也许不是贴近的最好方式，因为近距离表现正在进行时的社会生活，使得作家不能有充裕的时间去洞察生活本质。但关仁山接受了这挑战，他认为时代生活对作家提出了挑战，作家就必须予以回应，这是其责任。就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所说：“我更关心的是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时代在急速地变化，一个作家不应该回避他每天生存的这个变化的空间。”所以关仁山积极介入现实，将目光投向当下农民的生活状态以及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境既是他农民本性使然，也是出于作家的历史责任感，更是深受河北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影响！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三驾马车”、刘醒龙为代表的青年作家开始不约而同地进行现实主义创作，被文坛称之为“现实主义的回归”或者“现实主义冲击波”。其实对于河北作家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回归，而是历来的传统。例如，解放战争时期的“擂鼓诗人”田间、“荷花淀派”代表人孙犁到建国初期的梁斌、徐光耀再到新时期的铁凝、贾大山、陈冲等人的文学创作都是攫取生活中现实题材，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老老实实地为人民书写。他们的创作不仅是河北文学史上的灿烂篇章，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关仁山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学创作深受河北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影响，这与河北老作家——管桦有着密切关系。他是关仁山走上现实主义创作的领路人。1989 年关仁山与管桦结识，管桦叮嘱其深入现实生活，提高艺术品位，并且为其安排到家乡的一个小渔村挂职，这个小渔村就是关仁山笔下的那个美丽的“雪莲湾”。管桦对关仁山的影响是深远的，至今关仁山仍将管老这句“潜心读书，沉进生活的底层并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向”作为他文学创作的信条。可以说，关仁山成就了雪莲湾，而管桦成就了早期的关仁山。关仁山在这样一个具有浓重现实主义传统色彩的燕赵之地慢慢成长起来，其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性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作品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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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异化与苦难：农民形象的建构
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最主要的一个支流，乡土文学对农民的书写情感始终是复杂的。在鲁迅那里，我们看到了他对阿 Q、华老栓、祥林嫂等这些愚昧、病态和麻木农民的无奈与愤怒，也同样从《社戏》《少年闰土》等作品中感受到了他对昔日乡村人与物的怀念与向往。从沈从文那里，我们看到了生活在远离世俗纷争世界的翠翠，生活简单而又美好，却也有着像《萧萧》《丈夫》这样因为愚昧和贫穷而饱受苦难的农民形象。远离故乡的文人深知农村的苦难，却总是不可避免地带着怀念的思绪去书写那个牵动他情感最深处的地方，由此让这个本身处于苦难的乡村又多少涂上了一点点诗意。
但是乡土作家从来都不吝啬自己的笔墨去书写农民的苦痛，即便是新时期以后，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苦难”依然作为乡土文学重要的一个主题被作家不断书写，如陈应松的《马嘶领血案》、宋剑挺的《麻钱》、向本贵的《农民刘兰香之死》。作家并非执念于苦难书写，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呈现。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要实现其工业化、现代化还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而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正是这一历史重任的直接承受者。此外，他们身上既背负着承袭传统的沉重枷锁，又面临着必须改变自我，适应改革的时代号召，由此决定了他们不得不与“苦难”相伴。关仁山 20 世纪 90 年代的作品分为“雪莲湾”系列和“冀东”平原系列。在这两个“世界”中，他刻画了诸多苦难者形象，来揭示当下农民所遭遇的最真实的情况，反映时代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副作用。这些人物大致分为三类：一、在贫苦生活的重压下抛弃传统或因为欲望的张扬而放弃底线，纷纷拜倒在金钱和权力的淫威之下的迷失者形象；二、即便生活艰辛依旧坚持底线，最终被时代所抛弃的老一代“坚守者”；三、不为自己一己私利，只为能够帮助底层农民在艰难生活中寻找希望与彩虹的英雄或圣母形象，而这些人物几乎都历经了炼狱般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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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的创作转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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