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毕业论文，本文从媒介的角度切入，通过对原始期刊的阅读与梳理来探寻文学期刊在八十年报告文学的崛起、发展、流变中所做出的引导、推动与调适，以期对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有一个全新的解读，从而激活对整个八十年代文学的理解。
第一章 文学期刊对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生成之力
第一节 报告文学在期刊中的呈现形态
新时期之初，整个文坛异常萧条，面临着文体重建的迫切任务，报告文学以其形式短小、创作周期短、思想战斗性强等特征成为《人民文学》扶植的对象，在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一炮而红之后，这种新兴文体的创作更是遍地开花，《当代》《十月》《报告文学》《文汇月刊》《解放军文艺》《昆仑》《花城》等刊物都曾是刊发报告文学的重镇。众多刊物在报告文学稿件的选择上自成风格，可以说这些期刊媒介既是推动报告文学发展的功臣，同时又受益于报告文学为期刊带来的销量与影响力。
翻阅期刊不难发现，无论从整个当代文学大环境还是报告文学自身来说，大约以1985 年为界，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呈现出前后两期截然不同的发展面貌。从新时期的文学语境来说，报告文学紧密联系实事的特性注定了它要紧跟当时小说的步调，参与到伤痕、反思、改革的文学潮流中来，只不过比起伤痕小说的控诉与宣泄，“改革”才是整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主题词；在中后期，随着西方文化的相继涌入、关于“文学主体性”论争的展开，中国当代文学演变为“现代派”与“寻根文学”两股潮流，报告文学秉承现实主义的传统，在小说失却轰动效应之后继续关注现实，继续引领时代的共振点。从报告文学自身来说，无论在写作模式、创作倾向、作品风格上都有所不同：
首先在写作模式上，除了张锲《热流——河南漫行记》，杨匡满、郭宝臣《命运》等少数长篇作品外，前期的报告文学基本上是一人一事，篇幅较短，写人多以时间线性为主线，串起人物的一生，记事则类似加长版的新闻稿件，一些文学性较浓的报告文学若不标明体裁有时很容易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混淆。至中后期，报告文学不再集中于一个人、一件事，而是采用一种全景集合、辐射状的写作模式，以逻辑为线，贯穿起多个人物、多个事件、多个场景，作家们处理题材的视野大开；同时，作品呈现出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的鲜明特征，明显与小说、散文等文体区别开来。对这一新变，学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种改变是以文学美的失落为代价，有人则认为这恰恰是报告文学摆脱附庸属性、形成自身独立文体特征的标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是年代末报告文学座谈会上的一个热门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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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学编辑——期刊运作的幕后力量
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期刊媒介的支撑，而编辑是期刊的幕后运作者，期刊是编辑理念的外在呈现，报告文学从选题、组稿、采写、修改到发表等一系列生产环节都或多或少地活跃着编辑参与的身影，因而谈及报告文学的生产就无法绕开文学编辑这一角色。
一、主编对刊物的影响力
期刊编辑部是一个组织体系，体系内部成员各有分工，与报告文学最相关的当属主编与报告文学编辑。主编是刊物的掌舵者、决策者、把关人，对内协调分工、制定办刊理念，对外需具备敏锐的政治感知力与市场预测力，这一职务一般由业内资深人士担任，优秀的主编往往还需要一定的魄力与人格魅力，凝聚起一个有向心力的编辑群体。
新时期的政治语境尤为考验主编的素质与功力，政治敏锐度、文学眼光、决断力缺一不可，提起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端就绕不开《人民文学》时任主编张光年。《哥德巴赫猜想》从选题、选作者到最终力排众议发表都有张光年参与的影子，这在政治局势不明朗时期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倘若没有张光年当机立断的魄力，可能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春天还要再晚几年才能到来。《文汇月刊》作为一份综合性文艺刊物，却选择报告文学作为主打，这是因为主编梅朵敏锐地嗅觉到这一文学样式潜在的读者市场，于是当即决定加大栏目投入力度并组织报告文学讨论，刊物也凭此迅速站稳了脚跟。
主编不同于一般的编辑，他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刊物的风格、走向，这些在八十年代重点推介报告文学的刊物中也可窥探一二。秦兆阳对现实主义的推崇直接奠定了《当代》此后的发展路线，无论文学风气如何变化，当代也坚定地沿着既定的办刊理念向前迈进，反而走出了自身的特色与出路。《时代的报告》这份八十年代唯一的报告文学刊物原本学界对其寄予了厚望，可主编黄钢的左倾倾向致使刊物沉陷于一个接一个的论争，错失了创刊之初最好的发展机遇，反而为《文汇月刊》等其他综合性刊物让出了道路。李士非是报告文学作家，在他主持《花城》期间，报告文学的比重明显加大，体现了主编的偏好对刊物栏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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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学期刊与 1977-1984 年报告文学的勃兴
第一节 文学期刊的合力推动
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繁荣离不开一众文学期刊媒介的合力推动。各文学期刊由于其地位与影响力的不同，对报告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自然也不可一概而论。1977-1986 年学界共举办四次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活动，虽然评选出的作品数量有限，但也基本涵盖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代表着当时的主流价值取向。
通过对各刊物获奖作品数量的统计，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这些刊物在推动新时期报告文学发展方面的力度与所起的作用。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哥德巴赫猜想》由《人民文学》一手策划并推出，在其他刊物尚未复刊、创刊之际，《人民文学》成为推出报告文学的主阵地；随着其他刊物陆续复刊、创刊以及报告文学文体地位的提升，众多刊物自愿加入推介报告文学的阵营中来，由《人民文学》一枝独秀走向多元共生，并且各刊物推出的报告文学作品也各具特色，总体来说与各自刊物自身的风格相吻合，在打出各自品牌特色的同时，客观上也丰富了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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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由附庸蔚为大国”
新时期之初的短短几年，报告文学由一种不起眼的文学样式异军突起，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张光年称新时期报告文学这种蓬勃的发展态势为“由附庸蔚为大国”。这一概括得到了学界普遍认同，至今也经常被引用。
一、报告文学的尴尬处境
报告文学是一种新闻与文学混杂的文体，以文学性的语言来迅速地反映、记录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与社会变化。1这种两面依附反而造成了这种嫁接文体的“不伦不类”：在新闻看来，报告文学因为过度的文学加工、剪裁、渲染而牺牲了新闻的真实性，丧失了最基本的新闻底线；在文学看来，这种功利性的文体虽能引起一时的轰动，但缺乏恒久的文学魅力与激荡人心的艺术感染力，终会随着时代的翻篇而烟消云散，至多只能充当回顾往昔的留存史料。这种年轻的文学样式长期被视为边缘文体、“亚文学”而难登大雅之堂。
关于报告文学如何创作，在我国，茅盾的理论成为主宰，不仅影响了三四十年代的创作，直到八十年代依旧被奉为圭臬。在茅盾看来，“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包括报告文学在内，“创作的最高目标是写典型事件中的典型人物”。夏衍的《包身工》调用了小说笔法，在有限的笔墨中塑造了芦柴棒这一生动感人的艺术典型，因真实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剥削、压迫现象，被称为三十年代报告文学的代表作。此外，我国有着悠久深厚的散文传统，一些报告文学尤其是游记有着浓厚的散文特性。在八十年代，不少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纷纷加入到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用一切可能的艺术方式去创作报告文学，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如《哥德巴赫猜想》，作者徐迟本是诗人，充沛的激情、诗化的语言给作品增添了别样的艺术感染力与文学品格，写到兴奋处，诗人泉涌的思绪化作笔尖成串的文字流泻开来：“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篇章！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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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学期刊与 1985-1989 年报告文学的嬗变...........................41
第一节 全景式报告文学的兴起.....................41
一、1985 年作为一个节点.................41
二、全景式创作新模式.............42
第三章 文学期刊与 1985-1989 年报告文学的嬗变
第一节 全景式报告文学的兴起
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人一事的创作模式依然在沿用，不过此时盛行的则是一种全新的创作样式，学界称之为全景式报告文学。
一、1985 年作为一个节点
无论从整个文学大环境还是报告文学自身的发展状况来看，1985 年都是一个临界点。有太多的因素在这一年发生，以致我们不能将报告文学的新变当作一个偶然。
在这一年，西方文艺理论一股脑涌入中国，小说创作涌现出一个接一个艺术自觉的新浪潮，呈现出“向内转”、逐渐远离政治的发展趋向，这让报告文学界有些恐慌。自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紧跟小说的步调，确确实实参与到伤痕、反思、改革等文学思潮中来，在小说热衷于艺术尝试与花样翻新之时，报告文学这种高度现实的文体唯有选择与其分道扬镳，继续走在现实主义的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