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现代小说畸恋书写的溯源与流变
第一节 绳其祖武：从神话传说到世俗话本中的畸恋母题
畸恋小说并非产生于现代，早在上古神话和“谈性色变”的封建时代，有关禁忌之恋的书写就已经成为一注潜流积存于民间历史文化之中，现代小说中的畸恋书写与丰厚的文学传统有着无可避免的渊源，它透视着原初先民的心理面貌，流淌着古典文化的精神血脉。因此，中国现代小说中畸恋书写的生成与文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着紧密的承续关系，或来自于神话传说，或积淀于古代经典文学，这些早先的畸恋书写不仅贡献了创作雏形，阐释了畸恋作为一种文学表达母题的意义本源，也以一种叙述经验或潜在精神结构隐现于后世的畸恋书写之中。
神话是文学的最初表现，也是文学创造的源头，体现着原初先民对世界的探索，包蕴着文学发展的一切形式，因此在中国神话体系中，畸恋书写也多有迹可循。如同世界上众多民族的创世神话中都有着乱伦情节一样，“伏羲与女娲”的故事是中国古代乱伦神话中的典型，早在楚帛书和唐代《独异志》以及各民族口头资料中就记载着伏羲女娲兄妹结婚的故事，他们在洪水以后害怕人类就此灭绝，因此互相结合以壮后世。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考察了近 50 篇的中国各民族洪水过后的神话故事，其中有 38 篇明确提到洪荒之后是兄妹或姐弟之间的乱伦婚配才重新繁衍了人类。由此可见，“乱伦”被神话传说赋予了巨大的特权与神秘的威力，原始先民的乱伦行为反映了人类最底层的心理活动和精神面貌，同时也是对后代不可乱伦的警戒，在历史的推进中逐渐积淀浓缩，成为一种集体经验下的心理认知模式，这种在现实中心照不宣的禁忌只能在文学尤其是小说中获得释放，被虚构地演绎。古代小说中涉及乱伦描写的比较经典的作品如《聊斋志异》中《韦公子》的父女乱伦、父子乱伦和《红楼梦》中那段著名的言论“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所暗指的翁媳乱伦。古代文学中的乱伦恋书写大都是对封建阶级奢靡颓废之风和压抑人性本能的批判，也隐含了古人对未知情感领域盲目的性焦虑和本能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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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他山之石：外国文学经验影响下的畸恋书写
中国现代小说中畸恋书写的生成以中国神话传说为文化底蕴，以儒释道等思想为精神内核，以批判地继承畸恋文学创作的古典经验为基础，但这不仅仅是文学传统自身孕育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对外国文化有选择的吸收与借鉴。随着晚清国门渐开，以民主与科学为象征的西方精神文明进入国内，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先觉者也积极地走向海外，造就了两方文化相互碰撞产生新质的机遇，于是在外国文学势力的冲击与参照下，中国文学迎来了改写与重组。在新的话语空间里，畸恋小说书写也面临着自身形态的走向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古典概念化的情爱观念和性爱审美品质的革新，畸恋叙事不再是传统的广场式的表浅暴露，而更侧重表现个人化私密化的心理空间。
一、性爱观念的更新
现代性爱意识的萌发是在外国思潮的冲击中产生的，“人性解放”的提出是我国奠定现代性文学观念的理论基石，新文学对于“人”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周作人汲取欧洲文艺复兴中的人文思想和 18 世纪中的启蒙思想，旗帜鲜明地率先提出新文学应当是“人的文学”，反对禁欲主义，主张“灵肉二重的生活”，宣扬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众多文学革命先驱所倡导并实践，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理论之一。鲁迅受拜伦、雪莱等诗人的影响从强国角度提出“立人”思想，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将“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三大目标，胡适也十分重视宣扬个性主义，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提出要以写实的方法“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来挽救缺乏活力的中国社会……这些文化领袖无一不从“人的觉醒”出发，使“人的解放”真正成为表现的母题而进入带有西方色彩的文学价值体系中。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认为：“人的解放实际上也就是指爱欲的解放”①因此，大胆地表现两性情感作为人性展现的重要一环成为新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传达着对传统情爱秩序的抗争态度，人们对本能爱欲的探询一时领风气之先，“人的觉醒”鼓励人们正视自身真实的感情需要，情爱获得多种发展的可能，其中畸恋书写也由此获得了表现空间和相对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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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现代小说畸恋书写的两维空间
第一节 城乡两域中畸恋书写的不同表征
鲁迅是现代乡土小说开风气的大师，他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如此界定乡土小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者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②鲁迅一开始即以一种他者的眼光意图厘清和区分都市与乡土的距离问题，而周作人则从文化审美的角度提倡对这种“风土的力”的书写，“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③此后，极具浓厚乡土气息的小说作品纷纷登上文坛，对乡土本身的关注和乡土生活的关注进入到现代文学的谱系之中。而当谈到都市文学时，鲁迅曾说：“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①漫长的农业文明史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乡村之间的根深蒂固，而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小说则需要以成熟的都市文化形态为基础，现代性的涌入与商业化的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并试图在文本中创造城市。在不断吸纳和改写乡村文明与都市经验的过程中，畸恋小说大致呈现为两个维度：传统性与现代性。当然，它们并非是绝然对立的姿态，其内含的多种意蕴特征也必有互为渗透的一面，本节只着重摘出那些倾向更为鲜明的特征，对其侧重部分的拨清、分析更能够凸显城乡畸恋书写的本质差异。
一、乡土畸恋内蕴：蒙昧性、自发性、自洽性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②可以理解为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底座——乡村，由于乡土社会的稳定性与封闭性，其保留着最为顽固的封建文化特征——蒙昧性，尚未开化的乡土情爱工具性地被作是种族绵延的保障，是权力、理性与自然血缘交织而成的伦理本位的附属物。随着封建统治的分崩离析，小农经济的破产和传统伦理的崩坏必定会对乡土人性造成冲击，在这一层面上，畸恋叙事显得别有深意，一方面被革命的儿女赋予反封建的意义，一方面透现了伦理破灭后的悲凉，同时也深刻映现了与乡土自然生产方式相应的动物性心态。茅盾的《水藻行》是极为典型的一篇，侄媳与堂叔财喜之间的不伦之恋，意图揭示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造成的生存困境对农民精神世界的冲击。茅盾曾对财喜这个有悖道德的人物给予了相当肯定的评价：“我写这篇小说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塑造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的形象，他健康、乐观、正真、善良、勇敢。他热爱劳动，他蔑视恶势力，他也不受封建伦常的束缚。他是中国大地上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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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城乡两域中畸恋书写的互动交融
城乡结构下的畸恋书写不仅是限于“城”和“乡”各自的领域内，他们往往交错着动态的视角，有学者曾言 20 世纪中国作家笔下的城乡叙事：“写城市的时候很少单纯写城市，同样，写乡村的时候很少单纯地写乡村，而是用城市的眼光写乡村和用乡村的视角写城市。”①细究起来，城乡畸恋书写也有其相互钩连的互动过程，畸恋产生于“离乡进城”和“居城涉乡”两种典型的模式之中，畸恋书写在两种文明的对接与落差之下呈现为不同的叙事内容。
一、由乡入城中的畸恋叙事
现代文学中的都市开始被赋予现代性文明的特征，这不意味着它实现了与传统乡土的彻底割裂，事实上现代中国的都市在历史的积淀中仍与乡村社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依旧能够体察出传统文化的印记。都市的飞速发展要求大量乡村劳动力涌入，他们所携带的乡村经验和“乡下人”身份势必与都市文明相龃龉，性爱关系上呈现出的错位姿态正是其所反映的现象之一，大致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乡土传统中情感的含蓄、保守、真挚在都市中显得过时而格格不入，这种对立导致性爱堕落与心灵腐蚀；一种是建立在启蒙意义上的城市文明唤醒乡村蒙昧，寻求性爱自由和生命释放，摆脱传统性爱伦理的捆绑。
前者以老舍的《骆驼祥子》为典型，小说展现了一个青年农民进入都市后如何被腐蚀最终走向精神幻灭的过程，揭示了传统乡村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困惑，其中畸形人伦关系是都市之恶的集中体现，主要通过祥子与虎妞所构成的性爱关系来加以表现。虎妞是北京城里车厂主刘四的独女，从小混迹于车夫劳力之间而养成了女身男相的粗野作风，三十七八岁的年龄也与刚成年的祥子有着巨大的悬殊，这些都有悖于传统乡土文化规训下祥子的择偶观和婚姻理想，他一直希望“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一清二白的姑娘”①。虽然虎妞与祥子所虚构的乡下理想妻子成为鲜明的反差，但祥子对虎妞的态度却十分的暧昧，在一定程度上正暗暗映现着都市与乡村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角力：“平时有点怕她；现在她没有一点可怕的地方了，他自己反倒变成了有威严与力气的，似乎能把她当个猫似的捏在手中。”②然而当与虎妞发生性关系后，他彻底失败了，绝望地认为“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喻示了都市文明对乡村传统价值观的崩坏，虎妞由此不仅在年龄上、物质上压制了祥子，更成为她和祥子之间畸形性爱关系的操纵者，婚姻的开始源于骗局，再历经不和谐的性关系，祥子在一开始就坐实了“小”的位置，现代都市对传统乡村进行了彻底的压制，最终祥子成为了“末路鬼”，在物欲都市里被吞噬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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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