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商子雍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杂文
第一节新时期以来中国杂文的发展
在这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外部生态环境催化下，“解放思想”成为文艺创作的主流。作为“感应的神经”的杂文，成为了思想解放的最早受益者。杂文作者们以其特有的敏感与敏锐，毅然投身于杂文创作之中，“好像有一种也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无形力量，驱使我仍然自觉自愿地拿起了自己这支笔。”正是这种知识分子情怀，杂文创作，如杂花生树，呈现出一派新气象：杂文创作的园地不断扩大，杂文创作的队伍不断壮大，杂文作品的题材主题不断拓展、深化，杂文作品的艺术形式不断创新、丰富。同时，杂文的理论研宄也更加深入、多元。杂文创作呈现出可喜的发展态势，至此，杂文发展步入了历史的快车道。
新时期初期，杂文作者们逐渐摆脱了“文革”时期那你已经习惯了的“妖魔化”语言系统以及在政治和道德的层面上控诉“四人帮”的简单化格局。他们以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为前提，以民主、科学、法治为思想基础，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文革”得以发生的政治、文化、制度的土壤，反思造成“文革”发生的根源、危害。正如邵燕祥对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认识：“从七十年代末以来，杂文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文革’的，谈论现状，不忘‘文革’的流毒；反思历史，也每从‘文革’入手。这是因为十年动乱，血迹斑斑，而长期钳口，若鲠在喉；蓄之既久，其发必烈，一时与诗歌、短篇小说之外，杂文勃然而兴。”
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的年代。杂文作者们以清醒的理性批判精神，一方面反思历史，进行思想启蒙；一方面直面现实，进行社会批评。在这一过程中，新时期杂文注重理性、注重思辨，强调思想启蒙、强调文化批判的特点逐渐形成并得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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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新时期以来商子雍的杂文创作
作为一位报人，商子雍承接了中国现代报人对现实强烈关怀的写作传统与精神血脉；作为一名文化学者，商子雍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通过杂文这种写作方式，将自己融入中国新时期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的浪潮之中选择从事杂文这种特殊的文体进行创作，是其自身追求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要求使然：“我之所以要如此，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或受了什么人的蛊惑，而是由于在同我们整个民族一起经历了许多年的不幸和痛苦之后，对一个高度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无限向往所致。”“与其说我选择了杂文，不如说杂文选择了我。”
商子雍认为，不管是立足于“五四”以来现代杂文的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来考量，还是着眼于杂文本身文体特征以及表达手段诸多方面来分析，杂文的文学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认为杂文兼有文学与新闻这两个系统的基因，“杂种”系统也正是杂文的优势所在，正如生物界里由杂交产生的新生命特别具有活力一般。商子雍认为杂文之针砭时弊固然不该放掉“老虎”，但是“但更应该瞅准‘蚊子’——即当前阻碍或延缓改革步伐的五花八门的传统意识、传统心理、传统习惯”。应该“谈蚊也应色变乎”。杂文要充分利用短小精悍，易于把控的优点，对即使是细微的社会矛盾也要作出快速而敏捷的反应。“杂文的灵魂，杂文存在的价值，是在于他对一切腐朽没落、一切蝇营狗苟的毫不妥协的批评（对新生和正义的呼唤，就包含在这批评之中）。”商子雍还认为，杂文是杂文家思考的结晶，杂文是根据前人的经验教训与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而思考出来的，杂文作者一定要勤于思考。不仅如此，杂文作者还应该立足民间，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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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批判封建主义
第一节痛斥封建主义残余
所谓封建主义残余，是指“封建主义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残余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主义社会，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旧观念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已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严重干扰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五四时期，杂文家们曾对封建主义作出了最彻底的批判。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之后，社会进入到新时期，杂文家们率先从那种“集体”狂热中冷静下来，进入对历史、对社会、对自身的思考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割舍不下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当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但封建主义仍然是现代化的大敌，时时刻刻困扰着我们。尽管以“皇权”为代表的有形的专制主义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人们头脑中对权力的迷恋、崇拜，导致无形的专制主义思想、观念、道德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这些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渗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就像鲁迅所说，什么新东西，只要掉进封建主义这个染缸，都会变色、变形、变质，因为它有异乎寻常的适应与同化能力。商子雍指出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的民族经历的几千年专制苦难历史所造成的。面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商子雍不回避，不讳饰，实话实说，以杂文为武器，开展积极而深刻的文明批判，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商子雍杂文所具有的深度和厚度，正是由这种强烈的理性精神和态度所支撑的。
首先，商子雍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绝对服从的皇权观念和奴性思想进行批判。《因为只有一把椅子》中，作者指出，每次去故宫，许许多多的殿堂里都只是孤零零地摆着一把椅子，这种不平等的状态，看着让人感到憋气。就是因为这把椅子带来的专制与昏庸，不得不让人感到深恶痛绝。作者还以雍正皇帝为例，指出众多龙子龙孙为了登上这把椅子上演的一幕幕丑剧。作者深思，为什么这样不合理且荒谬的椅子，压在中国人头上竟然长达千年之久。并且强调，中国历史上的贫穷，落后，乃至种种弊端，都与这把椅子有极大的关系，封建时代悲剧的根源就是缘于人们对这把彻头彻尾不合理的椅子所代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崇拜。作者追溯中国的近代史，面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种种欺凌，字里行间，表现出强烈的愤懑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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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呼唤精神文明建设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有意无意地遭到了忽视，导致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甚至严重滑坡，而精神文明的滞后与滑坡反过来又制约了物质文明建设。面对这一现实，杂文家们痛感我们的民族正面临着一场“精神上的水土流失”气商子雍也不例外，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伊始，创作了大量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章，针对科学文化领域与思想道德领域的落后现象给予了热切关注、积极思考。
商子雍对于由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而带来的知识的贬值有着深切的关注，提出“人更需要有精神享受，并且，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的精神境界愈高，对这种享受的追求就愈强烈气在《口袋与脑袋》一文中，作者形象地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分别比作“口袋”和“脑袋”，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一部分中国人已经装满了口袋，富了起来，但让人担忧的是，“中国人在努力争取装满口袋的同时，却似乎并不是以同样的劲头去装满脑袋。”文中披露，在对华东师大的学生进行的“第一需求”的问卷调查中，结果只有占百分之四十的学生渴望成才，渴望金钱的高达百分之二十七。作者发问：“连在培养教师的高等学府里，把渴望钱列为‘第一需求’的大学生竟然比以企盼成才为‘第一需求’的大学生少不了多少。”“那么在其他地方，又会有多少人能以极大热情去努力用丰富的知识装满自己的脑袋呢？挖掘其中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知识分子待遇低下，知识贬值，再加上拜金主义错误价值观的腐蚀，造成当代人的精神贫瘠。在《处长和副教授》中，作者将处长和副教授作比较，指出，不高级的干部表面收入和实际收入都比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高的现实，导致“处长比牛多”的现状，不仅有意无意地引导更多的人去谋官、去当官，更加助长了“官本位”的思想。因此，作者呼吁，一定要将喊得山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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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呼唤公平正义.........12
第一节关注社会“底层”...........12
第二节倡言制度建设..............15
第三章呼唤公平正义
第一节关注社会“底层”
当社会进入到二十一世纪，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城乡二元对立、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事故等一系列问题浮出水面，这些问题产生的危害社会底层的民众承受较多。从阶层的角度来讲，社会呈现金字塔状，社会的底层是整个社会的根基，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权益，是稳定社会的重要环节，对底层民众的关怀程度也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政党的是否代表着公平正义。新世纪以来，一批有良知、有思想的杂文家开始将目光投向“底层”，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中杂文家商子雍也从二十世纪一世纪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将杂文的笔触介入底层民众，投身于“底层写作”，并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声音。
首先，商子雍对“底层”生存现状给予了殷切的关注和思考。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大量农村劳动力脱离农村，涌入城市成为工人，这些人被称为“农民工”。这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农村剰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必然趋势。但随之而来的农民工生存问题让一些良知者寝食难安。对于“民工问题”，商子雍发出了比较密集的声音。2001年，商子雍发表了《春节谁坐火车
